3 July 2007

當一群弱勢者拿起相機:關於「凝視異鄉:移工攝影展」的故事



「我之前不太會去注意身邊的東西,因為參加了這個工作坊,它們都跟我產生了關聯。」達克諾(Maria Mechille Dacuno)有點不習慣受訪,語氣小心翼翼。她是台灣人口中的菲傭,在台北已三年,今天特別請假才有時間撥空來「凝視異鄉:移工攝影展」的開幕活動。

與達克諾一樣在撫順公園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的,共有19位移工。他們全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舉辦的攝影工作坊的學員。半年來,他們約二到四週上一次課,都是在週日,因為這是大多數移工們每週唯一的假日。但事實上,還是有很多人不是固定有假可休,要把大夥湊在一起很難,只得每次再約下次上課的時間。

「我們之前甚至接觸過一個個案,在台灣已將近兩年,幫傭地點就在這附近,但竟然不知道這裡有個聖多福教堂。」TIWA的吳靜如說。移工們的生活,往往封閉得教人難以想像,「有些人當海外移工已經十幾年,換了好幾個國家,長年的移工身分會讓他們漸漸習慣壓抑自己的感覺。」TIWA策劃這個攝影工作坊的目的很清楚──讓移工們以攝影為媒介,正視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的感受。課程自然包含了技術講授,讓移工們學習「用鏡頭說話」,但更重要的意義是自我觀照、與社會互動。它其實是一個勞教課程。



一個不熟練的「我」

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移工們雖然大多擁有相機(不是數位相機,而是快被淘汰的傳統底片傻瓜相機),也喜歡在朋友聚會時拍些合照,但要他們把鏡頭對準周遭陌生的環境時,卻有不少心理障礙。「移工們很容易意識到站在鏡頭後面拍照所代表的權力。」吳靜如透露,有一次有位學員想拍警察,但又怕引來誤解而不敢靠近,只好站得老遠按快門,因為相機連變焦的功能都沒有,照片裡的警察竟小到看不出是個重點。我沒能真的看到這張照片,但不難想像這個定焦鏡頭正誠實地揭露著一種距離,一種意味深長的人際關係。此外,還是有相反的例子,奧古斯丁(Evangeline L. Augustin)近距離拍攝了一位騎機車賣冰淇淋的老伯,並因此主動跟老伯聊上了幾句。在吳靜如眼中,這已是重大突破。

另一位TIWA志工江敬芳在攝影集中寫道:一開始移工們拍的影像不乏構圖優美觀察細膩的作品,但卻很少看得到他們的主體立場。她發現,要求移工們坦然地用「我看到」、「我覺得」或「我認為」、「我想要」等作為表達,竟不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在移工攝影班,「我」這個概念,是「經過時時提醒與反覆練習來的」。

我們早已習慣看藝術家透過作品說話,以致於很難想像,當移工們拿起相機,表達自我的權力一直是被允許後才能成立。這不只是抽象的心理分析,而是真實的生活規定:移工們休假時間極少,行動亦大多被限制,在工廠工作的,只能在短暫休息時間拍拍窗外景色,身為家庭看護工的,僱主則往往規定照片中不能出現小孩或其它家庭成員,只允許他們拍自己的房間,甚至根本不喜歡他們來參加這種活動……。我好奇這些僱主們會來看這個攝影展嗎?「幾乎不會。」吳靜如搖著頭說。



藏在碗櫃中的權力與階級

但這些攝影並未因此說出更少的真相。儘管,要在其中滿足獵奇渴望並不難,這裡面有一批現成的弱勢者生活場景可供取攫,它們可以是扁平的奇觀,但在附註文字的輔助之下,所有場景卻漸漸變得立體了起來。拍攝視野的有限性,在此顯得意味深長。他們為何這樣拍?為何只能這樣拍?在此時此地按下快門,究竟意味了什麼?

對此最經典的辯証,是一張看來最普通、訊息也最政治正確的台北101照片。拍攝者摩斯奇拉(Gracelyn G. Mosquera)寫道:「能夠拍到這張照片讓我很高興。並不是因為我拍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而是因為我的雇主們對我的支持。他們帶我來到這個地方只為了給我找到好角度拍這張照片。」這張照片暗示著一種因權力與階級造就出的表達限制,並極諷刺地以台北101──這個城市地景中最易捕捉的奇觀──為表達對象,而顯得荒謬又十分有力。

移工們的攝影處處展露出這樣的潛質。權力與階級,銘刻在一張主從有序的飯桌、一個上下有別的碗櫃、一把不合用的菜刀、一張容易解體的床,及一個只能從安親班窗外望進去的視角。但台灣社會似乎還未能正眼看待這些充滿差異的真實,吳靜如透露,之前也爭取過在捷運藝廊展出,但承辦人員仍顧慮作品訊息「可能太負面」(據了解,主要是Charisse的這件作品,似乎要的仍是種族群大融合的刻板印象。

根據勞委會截至今年3月的資料,目前在台灣的移工有345,812人,他們分別是工廠工人、看護工、家庭幫傭與建築工人等。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以東區域儼然已成「小菲律賓區」,每週日移工們會去聖多福教堂望彌撒,BINGO、COSMOS兩家雜貨店則是他們的購物聖地。TIWA把這次展場設在鄰近的撫順公園,為的即是讓移工們與台灣人都能看到這些作品。



改變弱勢者的再現政治

近年來,移工與移民的議題開始零星地在藝術體制中得到回應。去年由陳香君策劃的「燕子之城」、寶藏巖推出的小展覽「勞動實力」等皆是例子。以「移工自我表述」為手法的,除了有黃孫權的《交遇》外,泰國藝術家提拉瓦特‧姆維萊(Teerawate Mulvilai)去年來台駐村後發表的一件集體創作也是如此,他將七本自泰國帶來的手工日記本送給幾位在台灣的泰國女性,讓她們書寫日記。但最後除了少數幾本寫滿之外,其餘移工身分的泰國女性,卻因為沒有太多空閒時間「做創作」,以致於只留下了一本本的空白日記。

表達的缺席,反過來指陳移工最真實的勞動者處境。要指陳「藝術創作對移工來說是一種奢侈的活動」是容易的,但或許也是如此,TIWA已經辦了兩期的移工攝影工作坊展現出一種少見的運動效益:工作坊的形態,讓攝影活動切進了移工們限制性極高的生活中,並靠著持續行動換來比較細膩的觀察與表達,移工們也得以從一個被忽視的、被他人再現的角色,更接近一個自我賦權(empowerment)後可以自我表達的人。這個攝影工作坊,正試著在改變台灣社會之於移工的再現政治。

ps.展出的攝影作品請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