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July 2006

逼近一張風景明信片:湯皇珍《我去旅行V/一張風景明片》

從1999年開始,湯皇珍開始了一系列以「旅行」為名的創作計畫,但2005年3月她在伊通公園發表的《我去旅行V/一張風景明片》,卻是最接近身體力行的一趟旅行。湯皇珍先透過網路與宣傳單散布訊息,號召「六個大人、兩個小孩與一隻動物」與她一同前往海邊,為的只是還原她記憶中的一張風景明信片。這張明信片並非不可考,它其實是一張台灣早期知名的攝影作品,要挖出這張照片不難,但湯皇珍卻故意放棄了去尋找「正本」,而完全用語言去捕捉:

冬天,因為他們都穿著冬天長袖的衣服。一共八個人。一個人手叉腰,在抽煙,他的外套披在肩上,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另兩個人,蹲在他身旁,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前方蹲著的人似乎正在把玩一隻動物——看來像是猴子。左邊一點,是一對抱著孩子的年輕夫妻,妻子的頭髮短像個男人,兩人都汲著拖鞋,這個年輕丈夫看著懷中的孩子是照片中唯一個側面輪廓的人。站在最遠的那人專注著凝視著我們,也像是陷入一種沉思的狀態,風吹翻起他的外套。

報名參加這次旅行的人,在行前都讀了這段文字,但沒有人知道這將是哪個海邊。幾經考慮,湯皇珍決定帶大家去大里——鐵路北迴線上最接近宜蘭的小站。大里海邊不是一處觀光地,景色尋常而寂靜。但出發當天天氣很糟,有風有雨,一行人鞋子都濕透了。循著湯皇珍不太精準的記憶,大家在鏡頭前或蹲或站,還原出那張明信片的構圖,再同時用相機、DV與傳統攝影機記錄下來。最後,在伊通的展場中,湯皇珍展示了這張被重新翻製的照片,一旁則播放著如家庭錄影帶般的旅行記錄。這個計畫並不是第一次發表,2003年湯皇珍在韓國駐村時便做過,地點在位於首爾西南的安眠島,同樣是六個大人、兩個小孩與一隻動物,拍了三天下來,三天的動物都不一樣。

以他人的身體前進──試探台灣當代藝術中的扮裝技藝

扮裝之道:極重或極輕?


1991年底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前,一位身著黑袍、頭戴黑帽、嘴角上還有兩撇小鬍子的候選人出現在街頭拉票。他所在的小攤位,貼滿了杜象為蒙娜麗莎加上翹鬍鬚的經典之作《LHOOQ》,而其裝扮亦如出一轍。他的政見很簡單,只有五句:「信藝術得永生」、「藝術是人類第二位真神」、「每一個人都是藝術家」、「用藝術化暴力,世界更有趣」。

不是選舉花招又一章,這位登記有案的八號候選人其實是藝術家張永村。而這個被他命名為「蒙娜麗莎杜象村」的角色,只是他自1990年代以降陸續創造出的五個「分身」之一,其餘尚有「忍者村」(1990)、「能源法師I & II」(1994、1997)、「墨海僧人」(1995)與「乾坤不老」(1995)。五位分身雖象徵意涵各有不同,卻同是達成藝術家個人信仰──他稱為「覺識道」──的取徑。(註1)

在整個1990年代的台灣,張永村堪稱少數在創作中力行扮裝的藝術家。每次他以不同分身進行表演,場面皆宛若一場自我治療的宗教儀式。如果張永村的「引扮裝為正道」每每以縝密的精神性為背景而讓人肅然起敬,那麼在光譜的另一端,我們看到了年輕藝術家丟出新任務:如何讓扮裝顯得更輕盈?

遲鈍的哀傷──曾御欽「毛牛:曾御欽」

外號「毛牛」的曾御欽,作品中最為人所知的場景,應是被潑優酪乳的小朋友的臉。在這件構想簡潔的錄像中,無邪與敗德的氣息相互交織,難以概念化卻又讓人目眩神迷的軟性暴力,讓曾御欽在2004年得到了台北美術獎,也讓他的一系列的孩童影像,在這一兩年受到不少注目。去年在伊通公園的個展「毛牛:曾御欽」,集結了他2003至2005年的錄像作品,包括「有誰聽見了」、「家庭場景」等系列。

在此之前,曾御欽曾發表過《那時的投射與反射》及《我走了》兩部實驗電影,當時他還在實踐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就讀。實驗電影中暴烈乖張的風格,較之後來那些簡潔、明亮、甚至「要求一種如今已視為傳統的靜觀」(陳泰松語)的錄像作品,轉變是明顯的,但某種處在作品極深內裡的遲鈍的哀傷,卻似乎未曾消散。

在精鍊、瑣碎與吞吞吐吐之間──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美教系畢業展

畢業展礙於展覽機制本身的限制性,要從中歸結出某種共相並不容易,也可能不太必要。這次的市北師美教系畢業展,作品媒材形式橫跨水墨、水彩、版畫、油畫、陶藝、複合媒材、影像等,顯得很多樣。但值得注意的是,這裡面的多樣性,似乎仍比較多是由課程或組別所給予的,而非存在著真實差異的、四處流散的個人主義。在以媒材為分組的基礎下,或許因為同儕及師長的影響,可以見到相似性頗高的表現。如水墨作品中各式技法與符號的層疊組合,造成多義性的畫面,油畫部份則可見不少具象的變形及充滿肌肉感的表現。

展場中其中一區將錄像作品集中展陳,其中郭曜豪的《謝謝,祝我好運。》採用了類似紀錄片的型式,拍攝了六位20歲出頭,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他們在鏡頭前陳述自己對於社會的想法、對於周遭人事物的感受,影片刻意對焦失準,以至於影像顯得很朦朧。也因為剪輯,原本可能存在的提問、沉默、猶豫或語意不明,也完全被隱藏起來,致使鏡頭前這些受訪者的自我告白,呈現出一種滔滔不絕的、雄辯而自信的風格。裡面有些觀點或許仍顯得生澀,甚至帶些天真,卻流露著一種很素樸的樂觀,就像創作者為影片下的註腳,「那美好的世界終將實現」。在此展中,我以為這件作品對於某種青春狀態的採擷別具意義,但讓人詫異的是,影片若干細節卻挪用了日前才上映的電影《晚安,祝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這個看不太出必要性的「致敬」(「諧擬」或「背書」?),除了讓人驚訝於次文化的強大影響,也不免讓人懷疑,這裡的天馬行空是否也透露了不少作品仍比較是課堂習作?

作品裡說服力較弱的細節,出現頻率確實比我想像中來得大些。如展場裡一件混合媒材作品,以乾燥竹葉為材料,構成了一個如巨大斗笠般的掩體造形,但透光的內部空間卻透露玄機,湊近看才發現裡面還藏了一個真人大小的假人,驚慌失措的姿態,如一齣節奏快速的喜劇的某個瞬間,這是鍾兆剛的《金鐘罩鋼》。像是一個小機關,當觀者蹲下身子,心底皆不免一聲「哈,原來如此」。

這些看不出必要性(以致於缺乏說服力)的細節或小機關,有點像是藝術語言裡多出來的贅飾,它們很容易產生一些瑣碎的趣味,但僅僅是這樣的趣味確實很難讓人流連太久。觀看作品的經驗被壓縮為一種時效甚短的刺激,「需要更多的小機關來滿足自己」很容易因為其可以預見的疲於奔命,而讓人多少灰心了起來。

但究竟是要用「藝術語言的精鍊」為判準來逕行批評?還是將這種「語言的贅飾」視為某種可資一探的癥候?我認為這兩種視野同樣具有意義。如果試著以前者作為進路,我們很容易選出一些看起來比較純粹的作品,如江湣堉《無主體現象》所創造的一個無法操控的電腦平台、郭曜豪《水杯系列(三)》以巨幅繪畫描寫簡單的日常生活物件、楊博鈞《它的目的》以照相寫實技法近距離刻劃草莓、蔡琇凰《立正!站好!》水滴造形的純黑白陶塑、吳秉純《無堅不摧》用水彩畫出的柔軟腔體……等。放在整個展覽中,這些作品的語言顯得精鍊得多,但我仍不免自我懷疑,這種判準是否也只是某種現代主義幽靈的湧現?而這些作品裡,又有多少是「現代藝術教養」在默默成為一種教材教法後的承襲?老實說我還不能很精確地判斷。

以後者來說,如果將這種「語言的贅飾」視為台灣藝術的學院新生代在面對某些「大傳統」(不可避免仍主要是西方現代藝術的)時試圖尋找自我面貌、尋找一種「說的方式」時所衍生出的癥候,或許會是值得究的一個問題。試著觀察此展部分作品,可以大致發現它的幾種具體策略:缺乏脈絡的風格諧擬與暗示、典型化的符號、文義內容的圖示化等。粗略地看,它或許是1980年代開始在台灣流行起來的泛觀念化創作,透過學院機制轉化後的產物。我相信若去探究這個癥候在台灣當代藝術中的發展系譜,將有助於讓我們重新從那些被現代藝術判準所遺棄(被判為語言不夠精準、在評圖中敗下陣來)的作品中,挖掘出一些真正的現實。

但是將我們的判斷僅僅壓在「精鍊地說」與「瑣碎地說」兩種說的方式之上,仍有些不足,我以為這兩個端點,儘管可構成一條評價的光譜,但它們的藝術語言仍共同地傾向於雄辯而富有計畫性的。相反的,展覽中一些在語言上顯得不太明確、甚至模糊得有些怪異的作品反倒引人注意,像是游雅茜《小紅公公車隊總隊長》、張育鈴《耗費的批評》、游惠菁《需要點時間調適》、詹雅婷《竄》等,這些作品雖然不必然是繪畫,但某種繪畫性的狀態卻比較強力地牽引著作品結構,我總覺得這裡面包含了比較多的遲疑、修改、轉進或難以操控的部份,相較於其它來得既急且快的「斷言」,這個晦澀而未見明朗的空間確實值得好好看待,就像《謝謝,祝我好運。》裡那些引人好奇的,被剪掉的片段。



~這篇文章談的是2006年市北教美教系畢業展「三八阿花,將模範生刺殺」。刊載於《典藏‧今藝術》,167期(2006.07),頁226-227。

8 July 2006

跟村上龍《69》沒多大關係的一些事



「不能夠快樂過日子是一種罪。到了今天,我仍然無法忘記在高中時代傷害過我的老師。/除了極少數的老師之外,他們都想要從我這裡奪走非常重要的東西。」村上龍在《69》的後記中寫道。但這句話裡卻沒有半點遺憾,因為《69》簡直愉悅到讓人嫉妒。

自己高中時似乎沒有恨過什麼老師(多數的時間竟是恨自己恨得比較多)。大部分的老師都已用他們的老化程度,遠遠地把你拋在後面,成為僅止是「神奇的一群」。大家似乎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老練地培養起某種純粹的審美眼光,去處理老師們風格化的樣貌,並在五年十年後,彼此已遠遠離開了那年紀,仍可以覺得興味盎然,而成為一群人互通聲息的通關密語。

那時也沒真的覺得擁有什麼無可取代的東西,找不到必然性,或埋藏在核心裡可以讓你融化或爆炸的什麼,於是也沒有什麼好被奪走的。用後來學到的說法,就是尚未啟蒙吧。很多事情。

翹課,改改制服褲,下課窩在廁所抽根煙,畢業前夕在走廊上放鞭炮搗亂,大概是我在那三年所看到的,反叛校園僅見的做法了。沒有大字報,沒有塗鴉,沒有校園封鎖,沒有校園突擊隊。

因為學校從前還算是輝煌過,因此,那時的校園裡,瀰漫著一股擁抱優良校風的良善風氣,做班包、做徽章,徽章別在書包上,以學校為榮竟是顯得很屌的一種價值觀。現在想來,確實是很荒謬的一件事。原本,那應該是最叛逆的年紀。我猜想那裡面應該包括著一種「你少不更事的人生首度次接上了一個大傳統」的雀躍,即便這雀躍看來是那麼不必要,那麼地想太多。

我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在第一節下課時衝去排福利社的魯肉飯,而在第三節下課率先把便當吃完。然後傻傻地迎接校慶園遊會及聖誕舞會,做邀請卡、畫海報、迎接你生命中第一雙像樣的皮鞋,並在任何時候覺得自己可能很蠢因而被自己激怒。高三停課時,一些人奮發圖強到校自習,掃具櫥上一疊A書逐漸乏人問津。然後,一個熱烘烘的暑假過去,有人混進大學,有人混進重考班,在命運所羅寫的選項中,結果不過一張志願卡的內或外而已。

最後,我們這班很順利的成為創校以來升學率最低的一屆之中,最低的一班。學校原本的金字招牌,那個連我們都引以為莫名虛榮的老校傳統,就這樣被我們砸了。像是乖順的兒子失手將父親格斃,那樣令人措手不及的悲劇。我以為教務主任會跳出來說「這是創校以來最不幸的事情」──像村上龍所寫的,但事實上並沒有。

高三時,有一陣子學校莫名奇妙來了一隻走丟的狼狗,常在校園裡出沒,班上的K對這隻狗特別好,每天餵牠,後來逐漸培養起感情,有幾個禮拜的時間,下課時常可見到一群人靠在二樓走廊欄杆上看著K與狼狗在草坪上追逐並咯咯笑著。我總覺得那場景裡有些什麼奇妙的東西,我到現在還是說不太上來。

不知道是否是教官注意到這場景過於愉悅,所以終於將這條狗趕出校門?沒人記得狗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那年聯考完,太陽很大的某天,我和包括K在內的幾個朋友,騎車到南寮海邊瞎混了一下午,印象中大夥在沙灘並不真的知道要幹嘛,青春洋溢地在沙灘上寫大字,並真的以為飛機上的人會看到(廣告裡是這樣演的)。在那之前,K一直是我們組過的一個不怎麼像樣的樂團裡的鼓手,雖然他的節奏感實在很糟,總是在一個重要的過門時多了幾個或少了幾個鼓點的,完全讓人頭痛的那種,我們不是沒想過換掉他,但總是因為大家一股莫名的義氣或友情什麼的,而留了下來。

放榜後,幾個朋友或好或壞,都摸上了一間大學,而K則進了重考班。半年後,就在我們正用畢生最奢侈的方式在過大學生涯(那場景裡所有東西看來都像安置在一個無限延展的座標上),我們收到K寄給大家的信,信裡拉拉雜雜地談到這段時間他在重考班的日子多麼苦悶,並令人意外地提到那天海邊的下午,讓他覺得有這群朋友在身邊多重要。對於總是嘻笑打鬧成一片的我們,K直面「友情」這東西,真是讓我們有些慌亂,不知所措。我那時突然意識到,至少在那個年紀,我們對於這類「真實流露的什麼」的情感反應機制是徹底的匱乏,毫無招架之力。當一種姿態不夠man、不夠白爛時,我們竟只得本能地退縮起來。或許就像駱以軍寫的,到最後我們學會變得無情,變成一個「無愛之人」。而的確,我們沒有人回信給K,自此斷了音訊。

到現在,我對於某種「在真實層次上做交流」仍有種本能的抗拒,總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缺憾得嚴重。透過時而嘻笑怒罵、時而機巧華麗的形式作偽裝,相反的成為一種安全感的來源。我想起之前朋友對我的診斷:可能可以把一件與自己無涉的事情講得有趣,卻很難以用很簡單的形式自剖。在某種我所想像出來的生命形式上,好像總有大半邊呈現塌陷的狀態,即便我常試著想撐起一點什麼。

註:最近由妻夫木聰與安藤政信主演的《69》在台北電影節上映,但該死的我並沒有買到票。這篇東西算是一點發洩。(另,日文版的小說封面看來很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