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把吉他，黑手走進樂生院：莊育麟談樂生那卡西

2005年2月，樂生療養院情勢告急，保留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莊育麟與楊友仁，帶著一把吉他走進樂生院，他們想要和院民一起唱歌。
　莊育麟與楊友仁都是「黑手那卡西」的團員，在此之前，已有過無數場在抗爭運動中帶勞工們唱歌的經驗，但樂生院對他們而言卻另一個陌生的運動生態。憑著過去在「黑手」的經驗，他們先從改編歌曲開始，帶院民唱熟悉的〈嫁不對人〉，再把裡面的歌詞改寫。在樂生院過了大半輩子的阿伯與阿嬤，有些原本就喜歡唱卡拉OK，他們越唱越起勁，覺得唱出了心聲。抱著吉他的黑手們繼續與院民們集思廣義，把原本日文歌詞的院歌改編成閩南語的〈你咁賠得起？〉。而這首歌也已成為整個樂生院保留運動最有力的一個聲音。

遞給弱勢者的麥克風

　「你咁賠得起？」其實是副總統呂秀蓮在一場協調會中，對樂生院民說的一句話，原意指國家建設花很多錢，抗爭的院民賠不起。莊育麟與楊友仁當初便是因為聽到這句話，才決定走入樂生院。如今，在他們的吉他聲中，樂生院民透過麥克風，要反過來對政府說：我們因錯誤政策而被剝奪的人權、尊嚴與家園，你咁賠得起？
　就這樣，這個由樂生院民為班底的樂團「樂生那卡西」，透過集體創作慢慢型塑出自己的模樣，院民是共同的主唱及詞曲創作者，看不懂五線譜的黃燦桐還是電子琴手，拿著兩隻筆就能彈出旋律。莊育麟與楊友仁謙稱自己只是個協同工作者，對他們來說，如何讓院民自己發聲才是最重要的事。
　樂生那卡西開始在每次抗爭中帶動大家的士氣。2005年8月，「音樂‧生命‧大樹下」活動開始每月舉辦，也讓樂生那卡西終於有了一個正式的表演舞台，團員們的默契越來越好，在2005年年底，他們決定把這些創作歌曲錄成專輯。
　當時文建會一紙暫定古蹟之議，讓樂生院掙得六個月的緩衝，運動情勢稍稍緩和，比較有條件做這件事。錄音地點設在竹雅舍與蓬萊舍，十來萬的資金，主要透過樂生自救會的募款。錢很少，器材很克難，楊友仁自創將三隻便宜麥克風綁在一起收音的「3-mic錄音法」，硬拚百萬麥克風的品質，再加上陳冠宇及黑手團長陳柏偉等人的支援與投入，終於完成專輯《被遺忘的國寶》。七首歌曲中，有控訴政府的〈你咁賠得起？〉、反映院內生活歷史的〈院民之聲〉等，其中最感人的，無疑是周富子創作、演唱的〈每天早上蟬在叫〉。
　
站在抗爭現場的黑手們
　
　在樂生院，莊育麟與楊友仁除了是遞麥克風給院民的人、為他們伴奏的人，更是站在抗爭第一線的人。今年4月初楊友仁以團長身份率領樂生請願團遠赴聯合國及美國國務院請願，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而在早先3月8日包圍行政院長官邸的請願活動中，楊友仁更在現場絕食靜坐整整兩天未闔眼。談起那次抗爭，莊育麟說大家前一天晚上都緊張到睡不著。而組織工作確實是繁雜的，「在樂生弄一個行動都要準備很久，要準備道具、要發新聞稿、要想行動內容、想跟警察的關係、怎樣不會被舉牌？或，要不要被舉牌？」莊育麟表示。
　集合音樂聲援、參與運動與文化培力，其實正是黑手那卡西的脈絡。黑手團長陳柏偉1992年在基隆客運工會罷工抗爭中，自己拿吉他創作了一首〈團結鬥陣行〉，開啟了日後黑手那卡西的產生，這個工運樂團自1996年的「秋鬥」中成立以來，便一直與台灣自主工運走在一起，起初是在抗爭現場帶勞工們唱歌激勵士氣，但自1999年起，他們開始關注於工人文化的紮根工作：教工人們玩樂器、唱歌，以新文化的形式建立認同。隨著幾位勞工成員的加入，黑手也從早先流動性高的「工運合唱團」成為一個道地的「工人樂隊」，陣容最龐大的時候曾有九個團員。不只是聲援工運，它本身就是工人文化的推手。
　黑手的轉變，也反應了工運型態的轉變。莊育麟觀察到，2000年之後，大型抗爭的場合開始減少，目前還看得到的大動員多是國營事業民營化產生的員工自救，此外，銀行員工的抗爭增加，工運階級開始往白領前進。大型抗爭變少，對黑手而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表演機會也少了。莊育麟透露，通常他們一場表演，最好的可能有兩三萬，便宜的就兩三千，但很多時候他們連一毛錢也沒拿，純粹贊助；而表演機會與收入一樣很不穩定，「工運的場合大多是很臨時的，常常是晚上打電話來問明天早上九點可不可以到？如果不是全職投入很難維繫下去。」目前他與陳柏偉是黑手那卡西唯一專職的團員，其餘三人則是業餘的狀態。

促成一個文化的生產
　
　莊育麟加入黑手的行列是在2000年，那時樂團已上軌道，〈福氣個屁〉等招牌歌在工運現場很多人都能琅琅上口，相較於其它團員多有在工會待過，他覺得自己一開始比較是單純的表演者，直到後來有一次經驗改變了他。
　莊育鱗回憶到，在某次工會抗爭中，黑手趁著民氣可用，帶領群眾順勢高喊「總經理下來」，群眾力量大到讓工會幹部最後不得不把總經理逼下台，但這並非工會原先所願，「我們等於把這個強度帶出來，讓工會不得不面對這樣的東西。」莊育麟對此仍有些自責，他隨即思索到一個問題：在運動組織者與群眾之間，黑手那卡西究竟在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他體認到參與組織工作的重要，也因此開啟他在日後投入樂生院抗爭的行列。
　「這是我第一次帶一把吉他走進一個陌生現場，參與組織工作，在裡面學習，然後開始促成一個文化的組織與生產。」莊育麟說這對他而言深具意義。但文化生產有賴現實條件配合，他強調樂生院由於具有長期抗爭的條件，因此有辦法在運動發生之時便進行文化生產。
　如今，樂生院保留運動被不少人視為自解嚴以來文化產品最多的一場運動，但莊育麟並不認為這就是一個運動文化的全部。他回到了黑手那卡西在工運上的脈絡，「工人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化往往不是一個產品，可能就是在一個晚會上的一隻舞、一個服裝，或是一首改編歌曲。這個生產過程對黑手而言一直很重要。」

工程至上，文化靠邊站？──試探樂生療養院保存爭議

此文在五月中寫的，遲了一個月才po上來，跟目前樂生院保留運動的進度有些落差。目前，捷運局要求樂生院交出院門口的土地，以進行施工，並預計2007年9月1日進行指定古蹟與拆遷工作；2008年1月：門口以上（2B區）開始動工，但由於目前北縣府對時間不滿，迫遷可能提前。但事實上此事並未與抗爭的院民們獲得共識。自救會及樂青們強烈質疑樂生院地下水地質的不穩定性將造成「假保留、真迫遷」。根據自救會6/15所發布的聲明表示：工程會議中地質專家曾多次質疑，樂生院位於林口台地一隅，地層蘊含超高「地下水壓」，而捷運局透水係數之實驗錯誤將導致解壓井設置無效，此方案工法恐使樂生與捷運新莊機廠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

從樂生療養院門口進來，一個Y字型的叉路曾經是個暗示：左邊一條給病患，右邊一條給健康員工。日治時期，罹患麻瘋病的人們被警方強制送來這裡，接受隔離、監控與集中管理，卻得不到合格的醫療資源，鐵絲網包圍的區域內，病友們被迫與家人分離、進出受到管制，也被禁止擁有下一代。

　國民政府延續了先前的隔離作法，至1962年才廢除強制隔離政策。隨後新莊因著都市計畫逐漸發展為台灣重要工業城市，主要幹道中正路上車水馬龍，僅一牆之隔的樂生院內卻是另一個世界。隨著1950年代樂生院變得較開放，病友們漸漸發展出自己的生活習慣與社群關係，有些人在園內種菜、養雞、開小吃店，或做些水電、木工的活兒，有些人則照顧重病患者，幫他們洗澡、洗衣服。這裡從最早一個隔離所，變成病友們相互扶持、終老一生的家，山坡上的納骨塔，安俸了已往生病友們的骨灰。

　「我們這些老人不重要啦，年紀都很大了，而且也沒有下一代。但這塊土地沒辦法保存是台灣的悲哀。」住在大同舍的林葉仍不敢奢談自己的生存權，只求保住這塊地。她在樂生院已經住了59年，因為保存的爭議，原本平靜的日子變得充滿變數，她選擇繼續留在老樹環繞的舊院區，住在習慣的三合院舍，拒絕搬到前年落成的高樓式建築「迴龍院區」，與她同樣住在這裡的，還有45位院民。

從又一個錯誤的決策展開

　時至今日，痲瘋病已被醫學證實傳染率極低，並可透過藥物治癒。但在早年日本政府眼中，肢體潰爛扭曲的病患卻被視為一種落後、非文明的象徵，國家機器的力量將醫療與警察系統結合起來，樂生療養院於焉誕生。如今樂生院慢慢褪去森嚴外衣，比較中性的「漢生病」一詞，也逐漸取代原有「痲瘋病」帶給人們的恐懼想像，但整個社會對該疾病的污名化是否就此消失？早年因錯誤觀念而被剝奪自由的病患，人權問題是否已被正視？能否以自由意志安享晚年？……樂生院注定要人們思考這些，只因樂生院從來就不只是一間療養院、一組老建築群，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台灣醫療人權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資產，同時也是一群早年被錯誤決策而剝奪人權的病友們的最後家園。

　如果這個價值是值得被正視的，那麼1994年省衛生署將樂生院賣給捷運局作為新莊線機廠預定地開始，便是個令人不安的政策決定。事實上，保存樂生院的呼聲一直沒有斷過，2001年前樂生院院長陳今川便曾函文縣府尋求樂生院作為古蹟的可能，但被回應時機太晚已無法處理。隨著隔年6月捷運開工，保存問題浮上檯面，文建會才緊急要求北縣政府召開古蹟審查會。但捷運局已將樂生院拆除了近70%，40位院民目前仍被安置於組合屋中。

　2005年，充滿設計瑕疵的「迴龍醫院」風光完工，約170位樂生院民少部分自願、大部分被半強迫地遷入，而不願遷入的45位院民目前仍死守舊址。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樂生院，究竟還能保存多少？成為爭議的焦點（目前被習慣性稱為41.6%、90%等方案，其實皆是以剩下的30%作為分母）。政府對於人權、歷史及文化的關注來得太遲（甚或依舊缺席），加上官僚機制下政府的「不作為」，讓樂生院保存陷入窘境。

空轉的古蹟審議

　2005年新版文資法出爐，曾為樂生院帶來一線曙光，特別是其中101條明定：中央在地方政府對於古蹟或文化資產「該指定卻無作為」的狀況下可以「代行處理」，迫使公共建設讓步。當時法條雖已通過，但公告和施行細則卻一直未發佈，直至該年年底，樂生院情勢告急，文建會「暫定古蹟」之命令才下達，樂生院因此掙得六個月的喘息時間。照理說，在此其間北縣府文化局應儘速召開古蹟審議委員會，為樂生院的定位作出決定，然會議是召開了，但未進行實質審查，而僅作成結論，同時北縣府仍不時祭出「法律不溯及過往」為由，質疑將新文資法用在樂生院上的正當性。

　其間，捷運局提出了第一個官方版的41.6%樂生院保存方案，但由於拆除面積過多，也未保留日治時期興建的王字型行政大樓，被樂生保留團體視為無法達成「古蹟保存」與「院民居住」兩大目標，因此是「無意義且不可接受」的。夏鑄九、劉可強與喻肇青等學者強調：唯有以「聚落」的範疇，同時保留下建物及院民生活，才足以彰顯樂生院在公共衛生、歷史及文化上的價值。

　最荒謬的是，這六個月的緩衝時間，並未讓「樂生院是否作為文化資產？」的問題得到解答，反而是在中央與地方互相推諉往返之中，這個41.6%保留方案，被官方逕自宣稱「已得到共識」，奇蹟似地朝定案邁進。眼看著2006年6月12日暫定古蹟的命令即將失效，青年樂生聯盟選在前一天策動抗爭遊行，並在7月底包圍北縣府進行絕食抗議。

　在民間團體的壓力下，台北縣長周錫瑋對外承諾不會強制搬遷樂生院。不久，文建會委託欣陸工程顧問公司研擬出的另一套保留90%方案終於出爐，卻被捷運局評估為不可行，今年2月，此替選方案終於被文建會呈上行政院，但一個月後卻再度被打了回票，行政院回文僅以兩句話表示仍照原先41.6%案進行。樂生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質疑決策過程粗糙，向前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施壓，要求公開審議90%保存方案，並停止迫遷樂生院，但未獲正面回應，反而進一步下達限期拆遷命令。自救會與樂青們的抗爭隨即進入白熱化，除了發動靜坐遊行、組織巡守隊進駐樂生院外，「挺樂生」之聲浪也在網路上大力延燒。4月15日的「保留樂生最後戰役」大遊行更集結了近5000人走上街頭。

40棟還是46棟？不只是個數學問題

　5月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終於提出一個宣稱是由90%方案為基礎的「保存40棟、多花6.7億、不影響捷運通車」的方案，雖看似已接近文建會所提之保存46棟的目標，但實際上工程會在棟數的算法上卻用了不同標準；樂青們以原先計算方式來檢驗，發現工程會方案並非如宣稱的保存了40棟院舍，而是「只留了28棟，拆了18棟」。

　其次，被拆的幾棟建物中，一些是別具重要歷史文化意義的建物（如作為監控管理中樞的王字型行政大樓前棟、安置已往生病友骨灰的納骨塔），一些則尚有居民居住（如貞德舍、七星舍、竹雅舍與喜一舍，總計還有數十位院民居住），而至少有六、七人居住的大屯舍屆時也將因位於邊坡10公尺內，可能被迫遷離，此外，工期之中及之後的院民續住、生活、醫療之需求亦尚未納入考量。其三，樂青也質疑工程會的方案將現有開放空間全部剷除，沒有留下任何開放空間供院民與一般民眾使用，如院民平日常聚集的世川紀念館前空地及行政大樓前空地，及中山堂、大樹下等都將不保。其四、此方案無規劃任何聯外道路，不僅五年施工期內院民無法進出，一般民眾也無法入內參觀。提出以上四點質疑的樂青成員們越來越覺得，這個方案其實只是41.6%方案一個比較好看的翻版罷了。

　「這樣拆掉後，樂生院會變得很零碎」，青年樂生聯盟的林琬純說，「如果就文化資產的角度及整個院區風貌的保存，這會是個非常奇怪的案例。」她拿出一張比較圖指出，在工程會所提方案中，整個院區緊挨在捷運線旁，高聳的擋土牆讓樂生院像是個孤島，人們很難找到入口進去。

　事實上，從兩年前台大城鄉所劉可強所提「平台案」，到文建會的90%方案，皆十分重視樂生院在文化上的附加價值，除了希望盡量保存樂生院整體風貌外，亦考慮讓一般市民從捷運站出來便可直接走進樂生院。「從前人們坐捷運到淡水看紅毛城，未來則是要讓人們坐捷運到新莊來看樂生院！」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喻肇青提出願景。但若就目前工程會所提的保存方案觀之，距離這個願景顯然有一段不小的落差。

文化資產的優位性在哪？　

　最令樂生保存人士無奈的在於：政府對於樂生院是否保存、如何保存等問題的思考，從開始到現在，建設開發總是凌駕文化資產保存之上。如果當初樂生院被輕易劃作捷運用地是由於觀念未開、如今以僅存1/3不到的院區作為保存最大值實屬無奈，那麼新文資法通過後，卻也未見文化資產的判定真的具有多少優位性？捷運工程依舊是個至高無上的魔咒，在此之下派生出工程極限，圈圍了選項不多的保存可能。最後，樂生院極可能美其名被保存，卻是行之以一種殘缺不全的面貌。「究竟一個國家應該是文化至上還是工程至上？從樂生案看來，台灣顯然還是工程至上的思維。」青年樂生聯盟的胡清雅無奈表示。

　尤有甚者，事情還進展不到純粹價值辯論的層次，樂生院的保存早已被官僚機制所拖垮：除了指定古蹟的工作掉進文建會與北縣府的行政黑洞中不了了之，《漢生病人權法案》在二讀通過後即遭立委杯葛而掉進另一處黑洞，而工程技術的可能調整空間，則長期以來遮蔽於捷運局的單方面說法而形同被置入深不可測的黑箱之中。從民間對於各式替代性方案的提出，到近期越來越多在工程細節上的討論（可參考部落客「弱慢」所架設的「關心樂生二號平台」），幾乎可視為在工程技術的資訊壟斷下民間自立救濟之舉。

　作為工程專業，捷運局對於工程技術的說法，透過媒體效應足以產生主宰議題走向的效力，但考據捷運局對於「保存樂生院如何影響捷運通車」之「專業說法」的前後矛盾，加上行政院不斷草率回應民間所提的替代方案，卻造就出一個又一的假議題持續發酵：樂生院成為「捷運無法如期通車的元兇」，文化保存與地方建設在此被粗糙地對立起來，民意壓縮為兩極，並衍生為「少數人或多數人的正義？」之類的大對決，但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這種對立很可能只是政客與媒體操作出來的假象。

　就這樣，樂生院從最早關於一個醫療、人權與文化資產的問題，到如今被縮減為一個捉襟見肘的工程問題，但可能更多人同意，其內裡始終是一個政治問題。正如喻肇青所言：「技術官僚體系用了一種工程技術的傲慢態度，綁架了民意，也綁架了媒體，因為沒有人知道後面的真相……最後，結果便是一群貪婪的政客在後面收割政治利益。」

樂生保存運動創造出的新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官僚機制造成的空轉與遲滯，整個樂生院保存運動本身卻被不少人認為創造一種出新的社運典範：首先，學生們大規模的跨校集結，投入層面之廣，被視為足以與1990年代初崛起的「學運世代」對話；其次，相關藝文活動的投入參與，也幾乎是解嚴以來的社運中少見，除了「樂生影展」、「音樂．生命．大樹下」系列活動、「理想的藝術節」及「海筆子」等劇團的演出外，樂生相關的紀錄片就有5部，「黑手那卡西」成員莊育麟與楊友仁更直接投入樂青行列，以「樂生那卡西」之名與院民們共同創作出一張音樂專輯。

　此外，網路媒體的龐大草根力量，也在樂生保存運動中成為重要助力，網友們撰寫文章、自架討論平台、自製訪談podcast、繪圖研究各保存方案，並利用共享書籤、網路聲援貼紙等相互串連，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者為幾位部落客在社會性共享書籤「黑米」（HEMiDEMi）發起的「一百元買下樂生的小小夢想」活動，在24小時之內募得20萬元，買下3月19日《蘋果日報》廣告版面為90%方案說項，「415樂生大遊行」的5000位群眾中，更可見200位部落客的參與，「宅女宅男護樂生」之名不逕而走，也創造出無數個有別於主流媒體的溝通平台。從以上種種觀之，對照於樂生院深陷在政府官僚機制中使得文化保存的挫敗感如影隨行，這個延燒了數年的樂生保存運動，已然創造出了它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