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February 2012

反抗的裝飾藝術


Mircea Cantor, I Decided Not to Save the World, video, 2011

走進泰德現代美術館展場,迎接我們的是反抗的藝術

在一段像是從家庭影片剪輯出的錄像中,小男孩用天真的語氣說著「我決定不拯救世界」。藝術家坎特爾(Mircea Cantor)剝離掉這句聲言的上下文,將這段僅歷時數秒的話語,反覆而間斷地播放,聽起來就像宣傳口號。它是英雄漫畫才會有的對白,裡頭的抵抗聽起來那麼缺乏現實感,但日常生活卻不見得更務實一些,我們確實常被說服著:舉手做環保也能拯救雨林、順手捐發票即可幫助老殘窮。出於對公民參與的期待,當代社會每天都在激勵我們成為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我們卻往往很快就品嚐到其中的虛幻,掉進個人與世界之間的巨大罅隙。面對拯救世界這樣一個虛幻的任務,藝術家提供的反抗,也只是剛好顯得更無謂一些而已。

這樣充滿虛無特質的反抗,貫穿著坎特爾的其他作品,如《垂直的意圖》(Vertical Attempt)反覆播放著他的小孩試圖用剪刀剪斷水龍頭水流的行動;《簡單》(Easy)則是一系列紙上素描,展示如何用手指「翻牆」、跨越一片瓦楞紙板。造反、干擾與抵抗作為政治批判性藝術的慣用策略,在這些作品裡變成一種被戲擬的姿態。

Mircea Cantor, Easy, drawing, 2008

以坎特爾作品為名的「我決定不拯救世界」(I Decided Not to Save the World展,很像是一群拒絕政治批判性藝術的藝術家展覽。但這並不意味著藝術家將就此專注於自己的小宇宙。這個展覽比較傾向於辨識、提煉出「政治批判性藝術」對於社會現實所具備的反抗姿態,並進一步演繹它的風格。在此之中,政治與社會現實變得虛幻,但反抗的動作並未缺席,更像是被加了引號。

現實的花邊

如果坎特爾對政治批判性藝術裡的反文化開了一些小玩笑,來自黎巴嫩的參展藝術家索爾(Mounira Al Solh)則直接表達她對於政治社會議題的冷感。她的作品《拉娃妮之歌》(Rawanes Song)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自述其一次挫折的參展經驗:她原本想創作一個關於描述愛情的作品,遭到展出單位拒絕,後來她把主題改為戰爭,卻馬上被接受。索爾想丟出的問題很直接──在國際當代藝術的版圖中,一位黎巴嫩藝術家是否有可能不觸碰社會政治議題?

Slavs and Tatars, Wheat Molla, wheat & brick, 2011

與索爾形式意義皆很直白的影片相較,雙人組「斯拉夫斯與塔塔爾斯」(Slavs and Tatars)的作品完全像是一個謎。其作品《麥草教師》(Wheat Mollah)是一個由麥草紮成的伊朗頭巾,與帶有街頭衝突意味的磚頭組合為一的謎樣物件,此作隸屬於一項名為「國家友誼:波蘭什葉派娛樂工業」(Friendship of Nations: Polish Shiite Showbiz的創作計畫,他們在其中把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The Iranian Revolution)與1980年在波蘭出現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兩項重大政治事件,不尋常地媒合在一起。這兩個時間相近但意義上截然不同的政治運動,前者宣告了傳統的伊斯蘭君主政體被推翻,並由態度上更反抗西方世界與資本主義的伊斯蘭共和國取而代之;後者則作為波蘭第一個反共黨專政的工會組織,並在1989年的大選中,建立了擁抱資本主義的民主波蘭共和國。《麥草教師》像是兩場革命行動的裝飾藝術混搭,暗喻著發生在伊朗與波蘭這兩場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運動,並陳著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挫敗與勝利。政治不正確的議題媒合,一直是「斯拉夫斯與塔塔爾斯」團體的基本路線,其位在展場外櫥窗同樣玄妙的標語「至為重要的是:我們重覆著我們的錯誤,像是以我們愚笨的深度來提醒後代」(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at We Repeat Our Mistakes as a Reminder to Future Generations of the Depths of Our Stupidity),呼應著他們的美學態度。

在「我決定不拯救世界」展中,藝術家展示著不同的反文化策略,但這些反抗卻並不具備積極的社會改革效果,而更像是連綴在現實外圍的一圈花邊。這讓整個展覽的主軸,很像是在政治藝術中,不正確地思考著裝飾藝術的可能──重點不在於藝術是否真能改變現實?而是當藝術試著想要改變現實時,那個獨特的姿勢可以有幾種風格?我們遭遇的其實是關於反抗的裝飾藝術,它在坎特爾那裡是關於反抗的戲擬,在「斯拉夫斯與塔塔爾斯」手中則是關於反抗的混搭,而巴拉達(Yto Barrada)的行動,則像是反抗的自我消解。

丹吉爾城的棕櫚樹

Yto Barrada, Beau Geste, video, 2009
巴拉達的影片《高尚行為》( Beau Geste)是以摩洛哥北邊的工業城與渡假盛地丹吉爾(Tangier)為背景,記錄了一個三人小組,在空地上拯救一棵棕櫚樹的經過。影片開始於一段畫外音,敘述今年約有五千個新建案通過,原本荒蕪的都市空地將一個個變成高樓,空地中的棕櫚樹也將因土地開發而面臨生存威脅。作為都市現代化的抵抗,拯救小組「搶進」準備動土的空地上,為樹根已近被掏空的棕櫚樹填充土石,而一旁經過的路人們則有些大驚小怪地嘀咕著藝術家的「非法行動」。透過宛若紀錄片的手法,我們很容易被拉進一個「過度都市開發破壞自然風土」的敘事,並接著進入「藝術作為行動主義」的美學想像。

巴拉達搶救棕櫚樹的行動,看來完全站在現代化進程的對面,高舉風土人文作為批判制高點,但棕櫚樹並非丹吉爾當地的原生植物,而是當地政府早年刻意自國外進口,種植於市中心及海灘,打造異國情調的裝飾物。近年來,廉價航空的興起為丹吉爾創造出新的觀光產業,當地政府試圖以新建的商業區、機場與足球場,把丹吉爾改造成一個現代大都會,這也是巴拉達影片背後的脈絡。據此,藝術家的行動展現出撲朔迷離的社會意義,狀似都市開發的抵抗,又宛若觀光產業的同路人,一如藝術家在展場中創造的兩種棕櫚樹,一種在紀錄片裡顯得垂危,另一種則是五彩燈飾構成的廣告看板,陳列在展間之外,變成展場中最顯眼的招牌。

但值得注意的是,異國情調本身就是丹吉爾歷史的一部分。在19201950年代之間,這座位居直布羅陀海峽樞鈕的北非城市,曾是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殖民政權管轄的「國際區」(international zone),獨特的地理政治,讓這裡不僅成為富豪、特務、賭徒及投機分子的樂園,也是垮世代(Beat Generation)的精神避護所,包括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金斯柏格(Allen Ginsberg)與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等垮世代旗手,都曾這裡找到他們創作的靈感。丹吉爾是布洛斯作品《國際區》(Interzone)的重要背景,但布洛斯頹靡瘋狂的文字世界,後來更像是丹吉爾作為「域外」的最好隱喻。位於傳統的西方世界邊緣,丹吉爾提供歐陸一個距離最近的異國情調,好萊塢電影工業接續打造這樣的文化想像,丹吉爾是《黎明生機》(The Living Daylights)裡龐德(James Bond)、「神鬼認證」系列(The Bourne series)中的失憶殺手波恩(Jason Bourne)追逐打鬥的場景,而《全面啟動》(Inception)中,丹吉爾則變成了夢中死去的人將墮入的混沌界「Limbo」......

Yto Barrada, Palm Sign, 2010
紀錄片再現下的「藝術介入社會」,予人緊迫的現實感,想像中的地理則相對顯得越來越夢幻。閱讀卡拉達作品裡的那棵棕櫚樹,讓人很難不著迷起丹吉爾作為「域外」的各式文本。書寫這篇文章的工作,把我捲進了某種根莖式的、不斷增生出的文化地誌索引系統,沒完沒了地耙梳網路上的旅遊資訊、小說、音樂或是電影橋段,而這一切的成果,卻很可能只是可悲地將維基百科中的「丹吉爾」條目換句話說而已。作為一位從未曾造訪當地的觀者,我似乎注定了只能文本化地試圖理解這座城市,並在最後興起一股到當地旅遊的念頭──如果不是為了一訪垮世代的精神原鄉,好歹也是為了想看看《全面啟動》的拍攝場景。不管如何,我照單全收了那個被文本化的「域外」,卻不見得有消化現實的打算。我幾乎就只是凝視著展場中那個閃亮的棕櫚樹雕塑而已。

我發現這也是大多數時候我們在當代藝術語境中捕捉反文化的方式:當反抗變成藝術品,變成一個必須動用各式文本來包圍它的語境時,我們已經先一步「美學地」體驗了反抗的裝飾性,把反抗辨識成了一種美好的姿勢,並為之暈眩不已。最後,我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關於反抗美學的娛樂工業,裡面的所有角色,不管是真實的或虛構的,看來都很迷人:他們是來自戰區的黎巴嫩藝術家、反都發的行動主義者、團結工聯、什葉教派、垮世代旗手、情報員龐德與殺手波恩。




*展覽策畫:SALT, Istanbul

~本文刊載於《今藝術》,232期(2012.1),頁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