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裝飾藝術

Mircea Cantor, I Decided Not to Save the World, video, 2011

走進泰德現代美術館展場，迎接我們的是反抗的藝術。

在一段像是從家庭影片剪輯出的錄像中，小男孩用天真的語氣說著「我決定不拯救世界」。藝術家坎特爾（Mircea Cantor）剝離掉這句聲言的上下文，將這段僅歷時數秒的話語，反覆而間斷地播放，聽起來就像宣傳口號。它是英雄漫畫才會有的對白，裡頭的抵抗聽起來那麼缺乏現實感，但日常生活卻不見得更務實一些，我們確實常被說服著：舉手做環保也能拯救雨林、順手捐發票即可幫助老殘窮。出於對公民參與的期待，當代社會每天都在激勵我們成為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我們卻往往很快就品嚐到其中的虛幻，掉進個人與世界之間的巨大罅隙。面對拯救世界這樣一個虛幻的任務，藝術家提供的反抗，也只是剛好顯得更無謂一些而已。

這樣充滿虛無特質的反抗，貫穿著坎特爾的其他作品，如《垂直的意圖》（Vertical Attempt）反覆播放著他的小孩試圖用剪刀剪斷水龍頭水流的行動；《簡單》（Easy）則是一系列紙上素描，展示如何用手指「翻牆」、跨越一片瓦楞紙板。造反、干擾與抵抗作為政治批判性藝術的慣用策略，在這些作品裡變成一種被戲擬的姿態。

Mircea Cantor, Easy, drawing, 2008

以坎特爾作品為名的「我決定不拯救世界」（I Decided Not to Save the World）展，很像是一群拒絕政治批判性藝術的藝術家展覽。但這並不意味著藝術家將就此專注於自己的小宇宙。這個展覽比較傾向於辨識、提煉出「政治批判性藝術」對於社會現實所具備的反抗姿態，並進一步演繹它的風格。在此之中，政治與社會現實變得虛幻，但反抗的動作並未缺席，更像是被加了引號。

現實的花邊

如果坎特爾對政治批判性藝術裡的反文化開了一些小玩笑，來自黎巴嫩的參展藝術家索爾（Mounira Al Solh）則直接表達她對於政治社會議題的冷感。她的作品《拉娃妮之歌》（Rawane’s Song）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自述其一次挫折的參展經驗：她原本想創作一個關於描述愛情的作品，遭到展出單位拒絕，後來她把主題改為戰爭，卻馬上被接受。索爾想丟出的問題很直接──在國際當代藝術的版圖中，一位黎巴嫩藝術家是否有可能不觸碰社會政治議題？

Slavs and Tatars, Wheat Molla, wheat & brick, 2011

與索爾形式意義皆很直白的影片相較，雙人組「斯拉夫斯與塔塔爾斯」（Slavs and Tatars）的作品完全像是一個謎。其作品《麥草教師》（Wheat Mollah）是一個由麥草紮成的伊朗頭巾，與帶有街頭衝突意味的磚頭組合為一的謎樣物件，此作隸屬於一項名為「國家友誼：波蘭什葉派娛樂工業」（Friendship of Nations: Polish Shi’ite Showbiz）的創作計畫，他們在其中把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The Iranian Revolution）與1980年在波蘭出現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兩項重大政治事件，不尋常地媒合在一起。這兩個時間相近但意義上截然不同的政治運動，前者宣告了傳統的伊斯蘭君主政體被推翻，並由態度上更反抗西方世界與資本主義的伊斯蘭共和國取而代之；後者則作為波蘭第一個反共黨專政的工會組織，並在1989年的大選中，建立了擁抱資本主義的民主波蘭共和國。《麥草教師》像是兩場革命行動的裝飾藝術混搭，暗喻著發生在伊朗與波蘭這兩場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運動，並陳著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挫敗與勝利。政治不正確的議題媒合，一直是「斯拉夫斯與塔塔爾斯」團體的基本路線，其位在展場外櫥窗同樣玄妙的標語「至為重要的是：我們重覆著我們的錯誤，像是以我們愚笨的深度來提醒後代」（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at We Repeat Our Mistakes as a Reminder to Future Generations of the Depths of Our Stupidity），呼應著他們的美學態度。

在「我決定不拯救世界」展中，藝術家展示著不同的反文化策略，但這些反抗卻並不具備積極的社會改革效果，而更像是連綴在現實外圍的一圈花邊。這讓整個展覽的主軸，很像是在政治藝術中，不正確地思考著裝飾藝術的可能──重點不在於藝術是否真能改變現實？而是當藝術試著想要改變現實時，那個獨特的姿勢可以有幾種風格？我們遭遇的其實是關於反抗的裝飾藝術，它在坎特爾那裡是關於反抗的戲擬，在「斯拉夫斯與塔塔爾斯」手中則是關於反抗的混搭，而巴拉達（Yto Barrada）的行動，則像是反抗的自我消解。

丹吉爾城的棕櫚樹

Yto Barrada, Beau Geste, video, 2009

巴拉達的影片《高尚行為》（ Beau Geste）是以摩洛哥北邊的工業城與渡假盛地丹吉爾（Tangier）為背景，記錄了一個三人小組，在空地上拯救一棵棕櫚樹的經過。影片開始於一段畫外音，敘述今年約有五千個新建案通過，原本荒蕪的都市空地將一個個變成高樓，空地中的棕櫚樹也將因土地開發而面臨生存威脅。作為都市現代化的抵抗，拯救小組「搶進」準備動土的空地上，為樹根已近被掏空的棕櫚樹填充土石，而一旁經過的路人們則有些大驚小怪地嘀咕著藝術家的「非法行動」。透過宛若紀錄片的手法，我們很容易被拉進一個「過度都市開發破壞自然風土」的敘事，並接著進入「藝術作為行動主義」的美學想像。

巴拉達搶救棕櫚樹的行動，看來完全站在現代化進程的對面，高舉風土人文作為批判制高點，但棕櫚樹並非丹吉爾當地的原生植物，而是當地政府早年刻意自國外進口，種植於市中心及海灘，打造異國情調的裝飾物。近年來，廉價航空的興起為丹吉爾創造出新的觀光產業，當地政府試圖以新建的商業區、機場與足球場，把丹吉爾改造成一個現代大都會，這也是巴拉達影片背後的脈絡。據此，藝術家的行動展現出撲朔迷離的社會意義，狀似都市開發的抵抗，又宛若觀光產業的同路人，一如藝術家在展場中創造的兩種棕櫚樹，一種在紀錄片裡顯得垂危，另一種則是五彩燈飾構成的廣告看板，陳列在展間之外，變成展場中最顯眼的招牌。

但值得注意的是，異國情調本身就是丹吉爾歷史的一部分。在1920至1950年代之間，這座位居直布羅陀海峽樞鈕的北非城市，曾是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殖民政權管轄的「國際區」（international zone），獨特的地理政治，讓這裡不僅成為富豪、特務、賭徒及投機分子的樂園，也是垮世代（Beat Generation）的精神避護所，包括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金斯柏格（Allen Ginsberg）與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等垮世代旗手，都曾這裡找到他們創作的靈感。丹吉爾是布洛斯作品《國際區》（Interzone）的重要背景，但布洛斯頹靡瘋狂的文字世界，後來更像是丹吉爾作為「域外」的最好隱喻。位於傳統的西方世界邊緣，丹吉爾提供歐陸一個距離最近的異國情調，好萊塢電影工業接續打造這樣的文化想像，丹吉爾是《黎明生機》（The Living Daylights）裡龐德（James Bond）、「神鬼認證」系列（The Bourne series）中的失憶殺手波恩（Jason Bourne）追逐打鬥的場景，而《全面啟動》（Inception）中，丹吉爾則變成了夢中死去的人將墮入的混沌界「Limbo」......

Yto Barrada, Palm Sign, 2010

紀錄片再現下的「藝術介入社會」，予人緊迫的現實感，想像中的地理則相對顯得越來越夢幻。閱讀卡拉達作品裡的那棵棕櫚樹，讓人很難不著迷起丹吉爾作為「域外」的各式文本。書寫這篇文章的工作，把我捲進了某種根莖式的、不斷增生出的文化地誌索引系統，沒完沒了地耙梳網路上的旅遊資訊、小說、音樂或是電影橋段，而這一切的成果，卻很可能只是可悲地將維基百科中的「丹吉爾」條目換句話說而已。作為一位從未曾造訪當地的觀者，我似乎注定了只能文本化地試圖理解這座城市，並在最後興起一股到當地旅遊的念頭──如果不是為了一訪垮世代的精神原鄉，好歹也是為了想看看《全面啟動》的拍攝場景。不管如何，我照單全收了那個被文本化的「域外」，卻不見得有消化現實的打算。我幾乎就只是凝視著展場中那個閃亮的棕櫚樹雕塑而已。

我發現這也是大多數時候我們在當代藝術語境中捕捉反文化的方式：當反抗變成藝術品，變成一個必須動用各式文本來包圍它的語境時，我們已經先一步「美學地」體驗了反抗的裝飾性，把反抗辨識成了一種美好的姿勢，並為之暈眩不已。最後，我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關於反抗美學的娛樂工業，裡面的所有角色，不管是真實的或虛構的，看來都很迷人：他們是來自戰區的黎巴嫩藝術家、反都發的行動主義者、團結工聯、什葉教派、垮世代旗手、情報員龐德與殺手波恩。




＊展覽策畫：SALT, Istanbul

～本文刊載於《今藝術》，232期（2012.1），頁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