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果藝術家米謝兒．馬哲瑪（Michèle Magema）的《Oyé Oyé》裡有一段薩伊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Zaire）早年的國家慶典遊行影片。薩伊共和國是當時由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所領導下的獨裁政權，也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前身。這段影片不只被藝術家拿來重探剛果民主之路的歷史，也透過鏡頭在民眾的載歌載舞與獨裁者的審視中來回切換下，間接反映著群眾與國家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展場中另一件作品是傑洛米．戴勒（Jeremy Deller）2002年的舊作《老兵紀念日遊行》（Veterans Day Parade）。他以近乎業餘的拍攝手法，記錄2002年在美國內華達州一場老兵紀念日遊行。影片裡，這場遊行看來有些冷清，參與者比觀者來得多，但吸引戴勒的是無處不在的愛國氣氛。星條旗在小孩手中揮舞，懸掛於車體，甚至與十字架結合，成為隊伍裡最主要的點綴物，愛國主義滲進了原本的反戰訴求與宗教意義，微妙反映著後911時期的美國社會氣氛。
藝術家對於遊行背後的政治、社會與歷史的興趣，在這個名為「遊行與列隊：各路群眾」（Parades and Processions: Here Comes Everybody）的展覽中份外清晰，卻不是唯一的面向。此展由位於東倫敦的Parasol Unit基金會在月前推出，企圖呈現當代藝術對於「遊行」的思索，在這裡，遊行不只是藝術家凝視的文化現象、也是構成作品的視覺形式，甚或是藝術行動本身。
在所有參展者中，戴勒可能是對遊行最狂熱的藝術家。展中他的另一件作品，記錄了他於第五屆歐洲宣言展（Manifesta 5）舉辦時，在西班牙聖沙巴斯坦（St Sebastián）策動的一場遊街行動，邀請當地性質殊異的團體與社群一齊參與。他試圖以此呈現遊行如何打破了各族群界線、將群眾凝聚為一整體的積極意義。
曾獲2004年泰納獎的戴勒，創作慣以策畫集體行動的方式，作為介入社會、呼應的手段， 他曾說「一場好的遊行本身就是一件公共藝術品：一部分是自我描繪，一部分是另類現實。」 今年七月他在曼徹斯特藝術節所策動的計畫，也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遊行。戴勒把藝術行動當作社會實踐的觸媒，與傳統概念上「總不免表現或傳達些什麼」的藝術家相較，更像是一位行動主義者。
同樣帶有行動主義色彩的法蘭西斯．阿利斯（Francis Alÿs），則是以遊行探討現代藝術體制。2002年，紐約大都會美術館（MoMA）部分藏品暫移皇后區，阿利斯將這場美術館搬家策畫成一場藝術品遊行。裝置現場除了紀錄影片之外，還陳列了十分詳盡的設計草圖，從中可發現阿利斯如何挪用傳統天主教的聖母遊街形式，來為這場現代藝術大遊行披上一層諷刺意義。
聖母遊街如今依舊流行於西班牙與南美洲地區，阿利斯把聖母瑪麗亞換成了藝術家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由遊行者小心翼翼扛著她前進，隊伍裡尚包括杜象《腳踏車輪》（Bicycle Wheel）、傑克梅第《安娜》（Anna）、畢卡索《亞維農的姑娘》（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等作品，夾雜其間的是騎警、旗手、鼓號樂隊、施放泡泡的遊行者，場面十分熱鬧。
阿利斯企圖將藝術品帶離白盒子空間、以宗教遊行來展示美術館如何作為現代藝術重要聖化機制的，其中不乏1960年代以降對於展場政治的思索，只是如今透過類似關係美學的手法來進行，群眾參與是整個計畫最動人的力量，這也直接反映著阿利斯對於「群眾」的興趣，他最有名的一件作品是在2002年時號召了500人，用鏟子搬移一座沙丘。
對於藝術裡的「群眾」，阿利斯有時不只是策動者，也像一位觀察者。幾個月前，阿利斯才在倫敦國家肖像美術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展出「Fabiola」計畫，內容為上百件紅衣少女的肖像畫，所有畫作皆是仿作，臨摹對象為一幅19世紀法國學院派畫作《Fabiola》，阿利斯從1990年代初期便開始於二手市集與藝品店大量收集這些仿作。每件仿作儘管臨摹對象一樣，但卻因為臨摹者的能力、風格、甚至因為是摹本的摹本，而讓所有仿作產生有趣差異，展現出藝術世界裡的另一種群眾力量。
戴勒與阿利斯透過遊行行動探索當代藝術裡的政治性，可視為早期觀念藝術在當代的某種轉型，在此之中，藝術家越來越成為仲介社會實踐進入藝術體制的中間人，身分擺盪於策畫人與行動主義者之間。
近20年當代藝術中興盛的合作實踐（collaborative practice）與群眾參與，為藝術脈絡裡的遊行賦予新的可能，卻也讓我們幾乎忘了，遊行並非藝術史裡一個新穎的題材，幾個世紀以來，遊行便因為奇裝異服、雜技表演創造出的浩大場景而被藝術家用審美的眼光所捕捉，在此之中，遊行是酒神麾下的集體狂歡、常規外的創造性混亂。
狂歡與混亂，意味著遊行除了可以是基於相同信仰的同聲一氣，更可以是因為差異而構成的風景，這無疑是遊行所透露出來的重要政治意義。一如湯瑪斯．赫緒閎（Thomas Hirschhorn）佔據二樓展場的大型裝置，滿地塗鴉、上百隻手自融岩中伸出，抬著貼滿各式標語的木箱，一旁散落著聖經、可蘭經等宗教典籍。赫緒閎以他一貫的廉價工業材料創造出宛若末世寓言般的遊行，呈現出當代社會裡不同意識型態、知識體系相互激盪的狂燥場景。
策展人認為，遊行作為公共空間裡的群眾行動，可以一場革命、或一場嘉年華，它的本質是巴赫汀（Mikhail M. Bakhtin）所謂的複音（polyphonic）。差異真正構成了遊行的精神，在此之中，「觀者與參與者可以互換，相悖意義可以同時展現，不管是正與邪、死亡與再生、歡愉與失落、掩飾與暴露」。
策展人的想法讓展覽延伸而出一些人文主義與形式美學的視野，以至於我們在展覽還看到了聲愈卓著的法國藝術家安妮特．馬沙吉（Annette Messager）一群宛如有趨光本能的軟雕塑、日本藝術家澤拓（Hiraki Sawa）影片中一場發生在室內的人與動物遊行，及南非藝術家威廉．肯崔吉（William Kentridge）的反戰動畫小品。這些藝術的遊行行列，透過展覽框架生產出關於人類的本能、處境與命運的銓釋。
不論作品即是遊行，或作品再現遊行，或作品語法看起來類似遊行的形式──這幾種觀看經驗在展覽裡似乎同時並陳，讓展覽本身也變得像是一列充滿差異詮釋觀點的遊行隊伍。費歐那．巴納（Fiona Banner）的作品給我們的感受，很接近展覽本身透露出的詮釋分歧。她從報紙上收集了大量軍事戰機圖片，將它們如標本般陳列於展示櫃裡（這些圖片曾在2004年集結為一本藝術家出版的戰機圖錄）。一旁有150架塑膠戰機模型就懸掛在天花板，牆上螢幕播放著各式戰機的型號清單，像是電影片尾的演員及工作人員列表。
軍機大遊行看似政治意味濃厚，但巴納其實是一位關注語言、符號問題的藝術家，這些軍機吸引他的是裡面微妙的語意轉化，由於戰機多以動物命名（如隼鷹、黃蜂、美洲豹），戰機圖鑑於是一如動物圖鑑，剪貼軍機圖片似乎也像在採集動物標本。藝術家著迷的，其實是不同符號體系之間的關係及彼此轉化的可能。我們總有本事可以從誤讀中發現新的意義。
這個展覽無疑捕捉了當代藝術家對於「遊行」充滿分歧的閱讀、引用及實踐，但背後重點反倒不是遊行，而是差異。如果遊行之所以是一種眾聲喧嘩的形式，只因群眾本身即是充滿差異的存在。於是，我們回到了展覽論述的開頭──喬埃斯（James Joyce）小說《芬靈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小說裡的主角在夢境中的名字縮寫為HCE，綽號是Here Comes Everybody，他是一個人，也是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