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曾御欽曾發表過《那時的投射與反射》及《我走了》兩部實驗電影，當時他還在實踐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就讀。實驗電影中暴烈乖張的風格，較之後來那些簡潔、明亮、甚至「要求一種如今已視為傳統的靜觀」（陳泰松語）的錄像作品，轉變是明顯的，但某種處在作品極深內裡的遲鈍的哀傷，卻似乎未曾消散。
去年過年，曾御欽回花蓮，那時他的外婆才過世不久。年假結束，他從花蓮搭火車返回台北，就在火車進入某個隧道的時候，他突然又想起外婆的死：「唯一讓我感覺溫暖的人不見了，我忽然想到自己跟自己擁抱的畫面，由身體觸碰所感受到的溫度是自己給的。」（註）這個想法後來成為《沒有_說出的部份》的血肉。在伊通公園二樓展場，兩個相對的影像交替浮現，影像中少男少女在樹叢間擁抱。這些動作其實是一連串的舞蹈動作，曾御欽要他們推倒後又拉起、擁抱又推開，連貫的舞蹈動作變成靜態攝影，之後再處理成錄像。
同樣是處理孤獨感，在「有誰聽見了」系列最早完成的部份，曾御欽則用緩慢拉遠的鏡頭，拍攝一位男孩裸著上身躺在學校司令台曬太陽的場景，而這曾是他小時候的經驗，既孤獨又混合著「被陽光需要的感覺」。之後，他拍了一位媽媽在兩個小時的時間中，不斷親吻她小孩的過程，原本簡單的親情互動，藉著馬拉松式的反覆，情緒的複雜度與肢體間的張力愈見高漲，場景明亮，卻彷彿有陰影不斷自底層擴散出來。在曾御欽的想法中，這件作品觸及了他與母親的關係，「我母親非常、非常愛我」，他說道，「甚至會在我面前自虐來表示她對我的愛，那種愛讓我窒息，當我拍母子關係這一段時，又喚起這種熟悉感而覺得焦慮」。
曾御欽不只一次藉由作品重返他記憶裡的親密關係。在「家庭場景」這個系列中，他更直接請父母親入鏡，扮演他們自己，「我跟他們說，我要拍一種失序的感覺，父親不像父親、母親不像母親」。藝術家將色調昏暗的靜態攝影，以緩慢淡入淡出的效果轉製為錄像，並加入了細微的聲響。這批作品在王品驊於蘭州派出所策劃的「當代公民」展（2005）中發表時，是投影在一間間獨立的小房間中，觀者從半掩的門進入，就像目擊某個家庭事件的戲劇性瞬間，但沒有人能真的說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如果我可以封閉自己，只感受陽光、空氣、水，以最無知或恍神的狀態跟人在一起，於是我聯想起小時候一個人搭公車回家，在公車上睡著了，外頭的太陽炙熱，公車的冷氣很強……，畫面接二連三的跑出來」這個想法後來成為《我痛恨假設，但一開始如果能保留些微的》。曾御欽以一群幼稚園小朋友為對象，影像中他們們全部張嘴閉眼陷入恍惚。為了拍這件作品，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到處接洽北部的幼稚園，但沒有一家願意讓他拍，最後終於找到苗栗一家幼稚園願意合作。之後，他以同樣一群小朋友完成了《是不能美的》、《不快樂》等作。「小朋友對我來說就像白色的毛筆、白色的畫布一樣，是很簡單的黏土，沒有特定的形狀」，曾御欽說道，「他們笑就是笑、難過就是難過，不會有風格、演技或拍攝角度的問題」。
從小到大所遭遇過的不愉快記憶，驅使了曾御欽的大部份的創作，而靈感總是來的出其不意。「在心靈的部份，其實你會把它壓抑掉或抹滅掉」，曾御欽說，「但其實你的身體是不會忘記的，有時候突然間一個氣味或是一個觸碰，那個key就被喚起了，你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透過錄像媒介來重溯、捕捉那些「曾在某個瞬間喚起他的記憶，卻又無以名狀的什麼」。在他的想法中，創作是與自己的對話，也是種自我治療。
然而，重要的是，從身體而來的認識，不只成為曾御欽梳理自身的基礎，同時，也成為處理藝術語言的方式。這或許是為什麼：即便將曾御欽與他的創作之間那種小宇宙式的自我治療關係存而不論，甚至不去理會他的作品場景與其個人史之間可能存在的夢境似結構，這些作品仍以一種觸覺性的認識不斷刺探著我們。像是一再對你耳語著：你可以不了解，但你無法迴避。就像你無法迴避一個氣味或一個觸碰。
註：本文所有藝術家自述引自兩篇文章：張至維訪談，〈2004台北美術獎得獎藝術家訪談：曾御欽〉，《現代美術》，115期（2004.08），頁16-21。曾御欽口述、吳垠慧整裡，〈將記憶的顏色化成一格白──曾御欽2001-2006影像創作〉，《典藏．今藝術》，162期（2006.03），頁125-129。
～本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163期（2006.04），頁152-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