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樣的東南亞電音舞廳與卡拉OK小吃店，散落於北台灣幾個移工聚集地，如新莊市化成路、台北市晴光市場後方、桃園與中壢火車站週邊等，樹林市新樹路上的「Tai OK Disco」甚至「每週末泰勞舞客過千人次，僱用泰籍臨時工十數人；另桃園總店每週末泰勞舞客兩、三千人次，僱用泰籍臨時工數十人。」（前《新能量報》總編輯丘德真語）這些外勞舞廳儘管每到週末總是爆滿，但經營卻普遍低調，族群封閉性也很高，店內DJ通常亦是移工。有些舞廳不僅台灣人難以進場，有些甚至也不歡迎「不同國」的移工朋友。
對台灣人來說，這些「週末孤村」（weekend enclave）的場景，可能是隔了層紗的異國文化，但對那些移工來說，則是飲食、娛樂、與朋友相聚的日常集散地。低消費的舞廳、酒吧、小吃店與雜貨店這類商業場所，不僅構成了週期性的移工商圈，也創造出他們自身的蓬勃的次文化。
泰式搖滾在台灣
每週六晚上九點，新莊化成路上的「Blue Sky藍天音樂餐廳」擠滿了在附近工作的泰勞，等待「藍天」──完全由泰勞組成的一個搖滾樂團──登台演唱。演出的空檔，DJ換上泰國電音舞曲繼續炒熱場子。每個禮拜六，幾乎都要到清晨4、5點，人們才會漸漸散去。
「藍天」的樂團成員有些是親戚關係。主唱邱正力目前是樂團的靈魂人物，15年前他還是泰國唸大學時，就已經在組樂團「Thailand Radii」玩搖滾樂。但直到他來到台灣後，才開始認真寫歌，成為「藍天」的主要詞曲創作者。創作量頗豐的他，短短兩年已寫了40幾首歌。「我寫歌的靈感大多是對泰國的記憶。」邱正力說。歌詞關於愛情、友誼、工作、生活、夢想與金錢，甚至有些歌詞讀來，還頗有台語歌的勸世味道。
「藍天」不只在新莊小有名氣，也成了近來移工相關文化活動裡廣被邀請演出的對象。但沒有台下熱情的泰勞支持，表演仍不免因為多了層語言隔閡而像是少了一點什麼。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樂團受邀至雲林麥寮的六輕，對著台下近4000多名移工開唱，獲得很熱烈的迴響。
酒吧老闆方德泉，因為太太是泰國華僑而結識了這群玩音樂的泰籍勞工。為了支持他們玩音樂，也想說附近的泰勞們需要一些休閒，夫妻倆人開了這間酒吧。店內主打低消費，以顧及移工收入水平。目前的客群裡，泰勞佔了約六成，其餘還包括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的移工。酒吧內部空間看起來並不小，但看著每週爆滿的場面，他直說有錢要再找一個更大的地方。
「藍天」酒吧的空間一開始是方德泉自己設計的。但之後隨著樂團成員們一起創作，漸漸發展出一種繁複、華麗、像是常民藝術的裝飾風格，不只牆面被各式各樣配色強烈的螢光顏料所佔滿，在舞台周圍，更擠滿了各種現成物裝置，這讓樂團表演時，看來還有點跨領域表演的味道。貝斯手施忠仁指著舞台後方一個用紙板切割出的獸頭解釋：「這是泰國傳統的圖案。那些泰勞們一看就知道了。」
方德泉強調這裡原本還蠻樸素的，「但是裝潢總是變來變去，現在的樣子，我覺得是有點太滿了。」不過沒人能否認，「藍天」現在的樣子讓泰勞們覺得回到了泰國家鄉。這種生活感，對台灣人來說則變成渾然天成的異國風格，隨著名氣漸漸打開，現在來「藍天」的客群也越來越多元，連附近的輔大學生也會來消費。而「藍天」樂團也因為有了固定的演出機會而漸漸站穩腳步。
方德泉透露，有時候酒吧也會以觀光名義，邀請一些東南亞二線歌星在打歌期的空檔，來這裡開唱。據說不少舞廳與酒吧還會一起出錢，透過這種方式讓歌手來台「巡迴」。方德泉帶我到一樓雜貨店的架子前，指著一排東南亞歌星的唱片與光碟，「這裡面大概有一半的歌星都以這種方式來台灣表演過。」
菲律賓移工詩人同在一起
除了消費性場所構築起的經濟關係，蹦生出充滿異國風情的移工次文化之外。以台北中山北路三段聖多福教堂為聚集中心的「小菲律賓」區，則有著國際移工詩人團體「Samahang Makatay International」（簡稱SMI）獨樹一格的文藝實踐。
1999年，菲律賓移工Jun以「寫詩」為號召，與一群友人組成了SMI，靠著在雜誌與電台上的宣傳，SMI的成員也越來越多。隨著近九年來，成員們來來去去，目前分散在全世界的SMI成員已累計有440位，光是台灣地區就有130位左右，成員除了主要在台北地區，甚至還有來自花蓮、台東等地的移工。目前他們在台中有一個新的辦公室，明年可望在高雄也能有一個據點。
「培養每個成員的寫作與表演能力，同時讓成員們都能有登台一展長才的機會，是SMI的主要目標。」SMI的現任團長阿瑟那斯（Ryan M. Acenas）說道。
留著一撮小鬍子，看來很有活力的阿瑟那斯，早年在菲律賓的大學裡唸的是海事運輸學，畢業後在菲律賓一間運輸公司工作。工作之餘，他還是地方電台的撰稿人與舞台劇演員。文藝方面的興趣，讓他在來到台灣工作後，加入了SMI。與大部分的移工相同，一天工作八個小時，有空閒時則寫作、泡網咖。
在文學上，他傾心於菲律賓著名詩人巴塔札（Francisco Baltazar）的晚期作品與19世紀美國詩人郎斐羅（Henry W. Longfellow）的詩作。他自承對詩的熱愛，遠遠超過散文及其它文學類型：「對我來說，在詩裡面可以輕易地表達自己的感覺或是呈現自我。」他的寫作主題則圍繞在時事與日常生活，但靈感總是來自於家庭與愛人。
SMI目前仍保持在每個月的第三個週日進行聚會，持續著以移工身份進行宛若不可能任務般的文藝實踐。聚會地點通常在距離聖多福教堂僅一步之遙的北美藝術公園，這裡也是菲勞們慣常休憩的場所。活動除了朗頌個人詩作、彼此交流、競賽，或是透過一種菲律賓傳統文化中的詩意辯論（poetic debate）──他們稱為「Balagtasan」的口語活動，來進行成員間的互動；如今，表演藝術在SMI佔有重要的一部分。
移工攝影：從景框到行動
阿瑟那斯的太太帕那黎根（Ellen R. Panaligan）也是菲律賓移工。原本就有藝術背景的她，曾在2003至2005年連續獲得詩文比賽的獎項；同時，她也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主辦的「移工攝影工作坊」的成員。
「移工攝影工作坊」是近幾年台灣移工透過創作自我表述，一個深具意義的案例。工作坊的成員主要來自菲律賓移工團結組織「KASAPI」，當初TIWA看上了移工們大多喜愛拍照，也不乏相機，因此萌生了這個攝影工作坊的念頭。它包含了技術性的講授，但更重要的意義是自我觀照、與社會互動。「它其實是一個勞教課程。」吳靜如強調。
兩期的工作坊，培養了19位移工攝影創作者，TIWA希望透過這個攝影工作坊，能讓移工透過攝影來正視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的感受。讓他們將那個被摺疊、扭曲、壓抑的「我」，重新敞開。
但這並非一蹴可及之事。對於這些生活限制性很高的移工而言，拿起相機，表達自我的權力往往是一件被允許後才能成立的事。階級與權力，在他們按下快門之際，早已銘刻在整件事的核心。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這些移工拍攝的題材看似不足為奇，隱約處卻充滿著異常銳利的東西。就像學員鞏查斯（Ronel Gonzales）為作品寫下的描述文字：「左邊那扇門的後面是廚房，右邊的門通向浴室。我們的客廳則是在右側，監視器正對著的地方。」
平時的TIWA，光是處理勞資糾紛及移工權益問題已疲於奔命，這個攝影工作坊在TIWA前理事長陳素香眼中，雖然不是「激昂澎湃的運動形式」，但卻是厚實移工運動的底蘊。（註1）而對大多數台灣人來說，這些影像更顯著的意義在於跨越了語言藩籬，提供了一扇認識移工生活、同時也是認識另一種「台灣真實」的窗口。
兩期的移工攝影工作坊，橫跨了2005與2006年。今年6月，TIWA特別將作品集結成展覽，並克服了經費的問題，出版了一本移工攝影集。文化評論者郭力昕曾在事後轉寄了一本移工攝影集給著名英國左翼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後，伯格回信表示「我從未看過任何類似的製作。……長久以來，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如此地感動我，讓我驚喜。」（註2）
無疑的，這些移工們的攝影，在行動的意義上遠大於形式本身。移工們以最簡易的器材，從台灣主流媒體手中，奪回一些些自我的詮釋權。讓他們從原本被漠視的、被他人再現的角色，成為被賦權後可以自我表達的人，是移工攝影工作坊最重要的價值。而「工作坊─展覽─出版」的模式，也成功切進移工們限制性極高的生活，藉由創作、展示與檔案化，實現了難能可貴的移工文化生產。
南洋姊妹站起來
三年工作約期帶來流動性，讓移工的培力（empowerment）很難是一件具累積性的事務。相反的，對於那些嫁來台灣，生活相對穩定的外籍配偶來說，問題反倒變成生活圈封閉所造成的空間孤立。究竟要如何將這些力量連結在一起？
1995年，當時仍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夏曉鵑，與美濃愛鄉協進會合作成立了第一個「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希望藉由教授中文讓新移民女性能走出困境，並進一步形成互助網絡，自我發聲，與社會對話。在方法上，識字班結合了「受壓迫者教育法」與「受壓迫者劇場」，每次課程包括暖身活動、中文教學、主題討論等三部分。對夏曉鵑等人來說，這個識字班是一個培力的起點，更是一場根植基層的女性主義運動。（註3）
識字班雖然成功地讓一些「南洋姊妹」們勇於表達自身的想法，但對於她們是否能進一步成為一位文化行動者？過程並不全然順利。志工們發現，光是以「教中文」為觸媒，成效有限。於是他們在2001年辦了為期兩週的「希望工作坊」，在集思廣義之下確立了新的方式，以每人出三百元作為基金，並找當了一個可以定期活動的場地作為集會所，歸屬感隨著固定場所活動而萌生，在她們眼中，這個會所就像她們的「新娘家」。
之後，志工們將這股南洋姊妹的力量向外擴展，首先在高雄與嘉義開設識字班課程，2003年後則與永和社大、板橋社大合作，在北部開設識字班課程。同年12月，在美濃正式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將工作內容放在基層組織、社會教育、法令政策倡議三方面。值得一提的轉變是，她們也開始嘗試由原本識字班的學生變成老師，在社大的課程中擔任多元文化的老師。整個努力，正如社會學者藍佩嘉所言：「我們擔心她們『不識字』（其實是不會說中文），卻不重視她們流利的母語能力，其實可以幫助台灣矯正過往從歐美看世界的偏狹國際視野，也可以成為未來移民服務體系裡的重要文化媒介與人力資源」。（註4）
姊妹會也讓這群新移民女性的各式創作有了被看見的機會，進一步鼓舞了更多人用創作來表述自我，大多發表在美濃《月光山》等社區刊物，甚至也上了一些全國性報紙的版面之中。這些創作後來集結為2005年9月出版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一書之中，成為她們的第一本作品集。
一份越南報紙的串連力量
新移民女性並不像那些從事製造業的移工，仰賴著集體生活的模式，在特定場所中維繫人際網絡、形塑自身次文化。而從事家庭事務如看護或幫傭的移工情況更糟，不僅工作地點分散於個別家庭，很多連基本的休假權利都被剝削。報紙媒體在這裡，反倒扮演起串連文化力量的平台。
去年創刊的《Báo Bốn Phương 四方報》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這個每月農曆15日發行的越文報紙，一開始幾期還只是零星收到幾封投稿信件，如今，編輯部每個月都會湧入400多封的讀者來信，包括詩文、繪畫、交友訊息等，內容五花八門。不只讓人看見越南移工與新移民旺盛的創作生產力與書寫欲望，也足見他／她們對此表達平台的需求度。總編輯張正用電腦螢幕展示著這些信件，每封信都已掃瞄成電子檔。「應該把這些來稿集結成一本書……」他默默說著最近的念頭。
包含他在內，《四方報》的編輯部只有兩位正職員工，其餘則是幾位越南僑生的工讀生，從事大部分的翻譯工作。這個在《立報》系統下的越文報紙，以越南移工與配偶為主要讀者群。目前在經費上，一半由社會發展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所贊助，另一半則端靠廣告，及蒸蒸日上的零售業績（每份20元）來支撐。
《四方報》的來稿文章中，有不少是移工對雇主大吐苦水的題材，亦不乏抱怨與抗議性質的文章。張正說《四方報》的立場通常是勞資雙方的立場都會顧及，「但傾向偏移工與新移民這邊多一點」。不過，對於是不是要把這個媒體做得更朝向社運這一塊？張正目前還不急。「我希望能先將平台做起來，再把力量抓出來。」他把目標先放在建立網絡連結上。每篇《四方報》上的投稿作品，文末都會有作者的聯絡方式，為的就是開啟人際互動的可能。
在《四方報》創刊之初，同樣的計畫中，還有另一份由丘德真主編的泰文報《新能量報》也同時在進行，後來因為經費問題，目前已停刊。但也多少突顯出泰勞、越南移工及外籍配偶之間族群文化的不同。泰勞由於工作、休息都是集體性的，反倒對於藉報紙建立的人際網絡平台並無太大需求，相反越南外籍配偶及大多數擔任家庭事務工的越勞們，則由於生活環境分散，對此媒體構築起的網絡的需求很大。
小結
隨著新移民與移工議題越來越受到討論，近年來，公部門主辦的東南亞文化活動也逐漸增多，原本只被視為社會經濟結構裡的一環（甚至被視為一項問題）的移工與新移民，慢慢獲得了另一種文化上的角度，被台灣社會所理解。但相較於政府致力打造有歌舞、有詩文的多元文化榮景，這群在台灣的新移民／工，在許多基本的生存權益問題上，卻還處在十分荒謬的情境之中（從外籍配偶入籍的財力證明限制，到家庭事務工的休假問題等皆然）。這都讓我們在談論當前移工與新移民帶來的「多元文化」時，聽來都不免像是種軟弱的遁詞。
所幸，在台灣的新移民與移工們，正以不同的文化生產機制，創造自身的獨立文化，其對台灣社會帶來的批判性力量，將幫助我們轉個彎，走向這張看來有點太簡單的「多元文化主義」布景背後那些陰暗處。
~ 本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183期（2007.12），頁171-180。
[註釋]
註1：陳素香，〈岩縫中開出的玫瑰〉，收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策劃，《凝視驛鄉Voyage 15840──移工攝影集》，台北：台灣國際勞工協會，2007，頁1。
註2：郭力昕，〈台灣之光不是只有一個〉，中國時報，2007.07.22。
註3：夏曉鵑，〈尋找光明──從「識字班」到行政院的蜿蜒路〉，收入夏曉鵑 主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文化，2007（再版五刷），頁12-48。
註4：藍佩嘉，〈看見新移民──人的流動、觀點的移轉〉，《誠品好讀》，65期（2006.05），頁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