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嘉驥策劃，集合高重黎、林欣怡、崔廣宇及郭奕辰四位藝術家的「自由的幻象」（The Spectre of Freedom），於6月9日先行預展，並在10日傍晚正式開幕。當渡輪緩緩駛近聖馬可廣場（Piazza di San Marco），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上的「FREEDOM」反白字樣是威尼斯本島沿岸最顯眼的單字。
普里奇歐尼宮適逢外觀整修，門面圍起鐵皮圍籬，使得今年的台灣館給人持續施工中的錯覺。但與上一屆佈展時的倉促艱辛（僅五個工作天）相較，今年倒是順利許多，「整個佈展的協調工作做得很完美」，崔廣宇說。他與郭奕辰兩人的作品由於提前完成，開幕前兩人已抽空參觀了兩個主題展及一些國家館。作品施工較複雜的林欣怡與高重黎，則是與策展人王嘉驥及北美館工作團隊於5月30日先行抵達威尼斯。於此之前，串連高重黎作品的「拉丁十字架」建築，已由威尼斯當地木工展開施作，但因木工錯看設計圖，使工作延誤約兩天。
坦言自己「展出型式較為囉唆」的高重黎，為了照顧好他那幾台八釐米放映機，連續幾天都在展場過著公務員般的生活。林欣怡的網站，則多少受到了威尼斯當地網路頻寬較低的影響，但最後仍展現了很高的完成度。策展人王嘉驥認為此次的團隊合作彼此都很緊密，最後完成的空間感與他構思的意象頗相符，雖然硬體物件不少，但整體呈現仍出一種輕盈的感覺。北美館館長黃才郎於開幕前兩天抵達，「來到現場之後，覺得意象更清晰。比原先計畫的氛圍更強烈。」黃才郎說。
空間感較佳的是在展場小廳的崔廣宇作品。七件錄像作品捨棄投影方式，而以小型平面映像管電視懸吊於半空中，地面鋪以黑色壓克立板，鏡面般反射著電視影像，成為一個個懸浮空中的發光體。隔壁小廳的紅色空間，則是林欣怡的《倒罷工》，五台電腦除了供觀者上網站「線上支持罷工」外，亦透過隱藏攝影機，將展場影像在網站上即時播送。郭奕辰的飛機投影則較之前於北美館的版本略有修改，作品啟動週期改由亂數決定，影音則由一個時間差分離開來，先是震耳欲聾的飛機聲響，幾秒鐘後，才見天花板燈光亮起，偌大的飛機陰影無聲地滑過。機影之下，是高重黎串連五件「光化學機械式活動影像裝置」的十字架建築。飛機與十字架互為影射，恰巧是一旁《反．美．學002》的動畫腳本。
普里奇歐尼宮原為舊時監獄，以著名的嘆息橋（Ponte dei Sospin）連結聖馬可廣場，這地點本是觀光客群聚之地，開幕前後幾天，已有不少來台灣館參觀的訪客。而東京都文化參事今村有策、日籍策展人南條史生、雲門舞集負責人林懷民等藝術界人士也趁著預展時特地前來。6月10日傍晚的開幕酒會上，包括北美館館長黃才郎、展覽協辦人Paolo de Grandis、台北市文化局長廖咸浩、台灣駐義大利辦事處代表林基正、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及第三處處長楊宣勤、文化總會秘書長陳郁秀、巴黎文化中心主任曾曬淑、利物浦雙年展總監Lewis Biggs、策展人徐文瑞、費大為、第二屆橫濱三年展策展人川俣正、上屆台灣館策展人林書民及赫島社「台灣獎」評審及觀察團如蔡明亮、林谷芳、黃海鳴、石瑞仁、李思賢、胡永芬等多位藝文界人士亦到場出席。
今年台灣館推出的「自由的幻象」，透過在一間古老獄所中描繪自由幽靈，對威尼斯這樣一個以觀光為本的自由經濟場域而言，是個尖銳的質問。論述與場所兩者相互援引、時而攻訐的複雜關係，是本屆台灣館的知識鋒芒。展覽的高完成度成為參觀者的普遍評價，但有時卻不免顯得有些太過工整。如果「對自由的批判性反思」總是帶有其破壞力本質，「自由的幻象」卻多少給人一些「不夠野」的失落。
對此，林欣怡的《倒罷工》特別值得一提。處在這樣一個集合數百位藝術家汲汲營營於生涯規劃的國際雙年展中，一位藝術生產者的自廢武功，原本可以是極富煽動性的社會運動。但《倒罷工》精緻的技術，卻多少分化了它與這個雙年展體制的對決力道（即便這個對決最終仍是螳臂擋車）。《倒罷工》的小冊子與認同貼紙，一出這間獄所便淹沒在茫茫文宣之海，成為雙年展行銷的一部份。由於藝術家的「既參展又罷工」無法成真，故在修辭上必須以「倒罷工」自我修正，以確保邏輯的完備。這個像保險絲的修辭裝置，確保了藝術家「打著紅旗反紅旗」並非出於色盲，而是為了用一個但書來維持自己的發言正當性。但也因如此，藝術家逼迫自己從一個行動者退位，成為罷工方案（一個象徵物）的提供者。他所散佈的不是罷工行動，而是罷工的知識。雖然《倒罷工》強調藉觀者參與而完成，但它的效果卻終究是象徵的。
關於「提出一個象徵性的方案」是否已成為藝術在體制中反詰自身的僅存戰略？仍尚待觀察。然而這確實反映出「自由的幻象」在某方面的抽象性格，它具體濃縮為一個《倒罷工》的網路影像：透過螢幕，每個人都可以監視普里奇歐尼宮的這個房間，「看」與「被看」架構起完整的邏輯，並遙指了一個鉅型的權力關係，但這畢竟是在房間內組裝起來的邏輯。「自由的幻象」的問題意識在此次雙年展中稱得上數一數二，但我總覺得它的戰線似乎一直沒能有效地拉出這間古老監獄之外，而仍較接近於一個在工作室精心打造出來的、一場象徵性的批判。相較於那些在大會手冊之外、運動性格強烈的「外雙年展」（off-Biennale）活動，今年的台灣館無疑像是個安靜的知識場域，甚至它的工整、它的面面俱到，較之一些綠園城堡內的國家館更像國家館。
說來令人有些沮喪，這個方便稱呼的「台灣館」目前的現實是：一個以北美館為單位所推出的大會平行展（collateral events）。而在中國館今年沸沸揚揚地正式成立後，情勢更是幾已底定。即便12年走來，普里吉歐尼宮讓台灣「在威尼斯也有了一個家」（陳其南語），但台灣「有家無館」的政治現實卻值得我們認真看待。據此，2005年「自由的幻象」竟是個時間上剛好到位的隱喻。或許正如今年獲邀參加主題展的陳界仁所說，「認清現實，對台灣藝術家未必是壞事」（註），身處外圍未必就是困境，它可幫助我們從某種「國家代表隊」的雙年展壓力中解套，而得以呈現當代藝術更靈活、更傾斜、甚至更危險的面貌。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台灣藝術而言，這將是更真實一些的自由。
註：黃寶萍，〈一個local的藝術家——陳界仁的十年經驗〉，藝術家，361期（2005.06），頁286。
～本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154期（2005.07），頁6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