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雅君、匯宇：
記得上一次寫過董福祺作品是2002年，那時我在台南的文賢油漆行做了一檔名為「小型迴路裝置」的展，董福祺是五位參展藝術家之一，那時他已經開始在進行一系列「說反話／唱反調」的作品。還記得展場中最大的投影，就是他在官田鄉省道分隔島上取景的《倒數》。雅君當時你仍是《典藏．今藝術》的主編，慷慨地登了那篇策展論述，儘管那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展。自從那次展覽至今，似乎沒有任何讓我更接近作為一位策展人的經驗，而朋友口中總是很幽默的「董貓」，也中斷了作為一位檯面上藝術家的角色。如今這個讓我們再度交集的展覽，對我來說因此近乎是「不願只是一片歌手或製作人」的搏鬥。星路漫長，我把這次通告當成你對我們的贈予。
當年的展覽中，我只關注在董福祺作品中把玩線性時間的機械本質，並無力顧及在他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聲音。這驅使我這次想試著從這部分開展一些想法。
在幾件「唱反調」作品中，原本簡單到每個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兒歌，被藝術家發展為一種困難的特技；但我懷疑這種簡單性只是對處在同一個區域文化系統中、並且說著母語的我們而言成立，對非母語人士來說，其所需的技術並不比原始版本的歌曲來得困難一些，它們都像是某種外來語。如果說語言及曲調透過同一個系統的文化進行傳承而使其變得熟悉，那麼，說著反話的藝術家，則是努力把自己推出這個系統，把母語變成外來語，如外來者一般發聲。或許是個巧合，1990年代影集《雙峰》（Twin Peaks）裡有一位反著說話的侏儒，名字就叫作「來自他方的男人」（The Man from Another Place）。
來自他方的男人住在象徵邪惡之境的黑色小屋（The Black Lodge），這個設定並不令人意外，只因相反的聲音常常關連到黑暗的主題。狂熱的樂迷曾將齊柏林飛船的〈Stairway to Heaven〉倒著播放，結果聽到了頌揚撒旦主義的歌詞，這是搖滾樂的「backward messages」，說是將一些唱片反向播放時會出現隱藏訊息。在1960年代，披頭四即開始使用backmasking（反錄音）在專輯中創造獨特聲響，但樂迷們更樂於用手反轉自己的唱盤，指認聲音裡頭暗藏的反語。只是，除了少數刻意為之的backmasking，許多唱片裡的反向訊息都是聆聽者自己的詮釋，特別在美國成為了基督教團體撻伐搖滾樂的理由，歷史上被指控反轉時暗藏撒旦之聲的唱片，名單可以列上一大串。
黑膠唱片裡的反訊息必須透過聆聽者的主動涉入才成立，它同時是身體（反轉唱片）與認知（辨識字音）的參與，對作品的再創造。類似的參與也出現在董福祺的新作，《話非話》與《第一人稱》是語言拆解後的再拼接，同時也要求觀者自己的聽力，把抽象的音素（phoneme）黏接成具象程度不一的字與詞，用聽力做聲音雕塑。但對我來說整件事最迷人的地方，是那如晶體般完美對稱的幾何形── 語言的鏡像就是世界的鏡像，語言的抽象性就是世界的抽象性，天堂之梯逆行即可下地獄，世界原來是可以透過語言正反操作的。我們不會忘記《倒數》給我們最好的允諾，只要反著數數就可以扭轉整個世界。
接下這個通告之初，我其實有點難以體會一個「展覽現場可見的一切完全來自藝術家自身創造」的展覽如何可以理直氣壯地「不斷在策展位置上擴充人數」而不顯得太擁擠？如何不因此變成一種太過後現代的體制遊戲？但當事情後來發展成由我們三人各錄一段「向董貓致敬」的唱反調短片，作為此書信體策展論述的外掛行動後，我逐漸理解到類似的涉事，早已是董貓早期唱反調作品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它們都是對他人藝術生產場景的身體／聲音介入，把他人拉進自己的作品語境。這也是為何，在影片中倒著唱歌入鏡的藝術家理應是主角，但我們卻總是不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被他亂入的不同背景，著迷於藝術家身後他的同窗好友涂維政、林煌迪、王婉婷、吳貞緯與楊尊智等人倒反的身體動作。有兩件作品的場景是南藝造型所2002年的畢業展，學院藝術一年一度的生產儀式，董福祺用了幾首倒播的兒歌演唱讓正在奮力佈展的同學們，有那麼幾秒鐘的時間看起來像是在撤展。如果不是我想太多，這恐怕是史上最抽象的反學院。
曾經是董貓涉入了他人的藝術生產，如今我們則以三段式的影片與書信，涉入了他的藝術生產，這讓原本我覺得有點太擁擠的策展位置，產生了一種積極的意義。但相較於美學，最後說服我的可能終究還是社群感，為了友情站台永遠不會有太擠的問題。也是這個原因，我想回覆你們的是，我最後選擇了在文賢油漆行取景的《造飛機》，除了裡面的人是我曾經共事或熟悉的，對於那個場所的記憶，也多少構成了我今天有辦法回這封信的原因。
游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