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 50名抗議者佔領了一間位在倫敦北邊的屋子，儘管行動只維持了約24小時就被迫結束，但在奧運前夕的敏感時刻，這個事件卻格外引發媒體關注。這棟屋子登記在知名英國雕塑家卡普爾（Anish
Kapoor）名下，他是當今最富有的藝術家之一，也是倫敦奧運地標「軌道塔」（Orbit Tower）的設計者。此次佔屋者的行動，完全衝著他與今年倫敦奧運的合作關係。
鋼鐵鉅子軌道塔
鋼鐵鉅子軌道塔
2010年，卡普爾的設計案自公開競圖中脫穎而出，歷經兩年餘的興建，如今隨著奧運開幕，訪客將可登上這座115公尺高的高塔，鳥瞰整個奧運園區與東倫敦。它的不對稱造形與幾乎顯得過度的激昂動勢，顛覆了紀念碑雕塑的傳統，這其實是卡普爾的出發點，他認為傳統的塔式雕塑往往難逃象徵主義魔障，成為瞻仰膜拜的物件。而他思索的，是一個非再現的，不具象徵意味的塔。
但「軌道塔」最後卻變成了英國近年來最爭議的公共藝術案。自從競圖結果公布，外界便對於那扭曲交纏的鋼架結構很不滿意，除了被媒體譏為「打結的內臟」、「公共藝術酷斯拉」及「兩輛起重機災難地相撞」，更多矛頭指向了以巨型紀念碑彰顯城市精神的策略，認為這不僅過時，更突顯倫敦市長好大喜功的城市行銷手法。評論不看好，民眾反應也很慘澹，最殘酷的是《衛報》的一份網路民調，有超過六成的人給了直接的惡評
。[註1]
換個角度來看，「軌道塔」繁複的鋼鐵結構倒是成功呼應著贊助商 「ArcelorMittal」鋼鐵公司。這座龐然大物高達兩百多萬英磅的造價，主要由這間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埋單，高塔的官方名稱，也因此變成了「ArcelorMittal
Orbit」。無奈企業贊助並沒有讓登塔參觀變得更親民一些，成人票一張15英磅（約台幣700元）的價錢，連卡普爾得知後都坦承很不安。
在英國政府不斷削減教育、文化與醫療預算之際，這一座造價昂貴、以鋼鐵鉅子為名的大型雕塑，會成為反奧運人士的標靶不是沒有原因，而且「ArcelorMittal」還是全球碳排量最高的企業之一。正當環境永續議題自1996年奧運開始被列入重點，這樣的企業成為今年奧運的「指定合作夥伴」（且盈收還可免稅），無疑是一件很諷刺的事；其它引人側目的夥伴們，還包括兩年前因漏油事件造成生態浩劫的英國石油公司（BP），以及在健康、環保、勞工議題上惡名昭彰的麥當勞（McDonald’s）──趕在奧運開幕前夕，這個速食業龍頭已在奧運體育場旁開設了全球最大的連鎖店。
自冷戰結束以來，企業贊助已成了歷屆奧運的常態。但重點確實已不是商業化與否的問題，而是商業化如何讓奧運變成了一種遮掩問題的手段。這也是佔領卡普爾屋子的行動主義團體「麵包與馬戲」（Breadand Circuses）的訴求，他們有一部分成員來自於去年的「佔領倫敦」（Occupy London）行動，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所造就的社會不平等的基調未變。他們在短暫的佔屋期間內舉辦展覽、演講與音樂表演，試圖用行動喚起人們對於奧運背後問題注意力，他們批判奧運是政府與財團合力創造的煙霧彈，遮掩了當前英國財政緊縮、經濟危機與文化商品化等的問題。[註2]
愛迪達的倫敦？
愛迪達的倫敦？
另一項在今年倫敦奧運中同樣爭議、但較少被關注的企業贊助案，是愛迪達（Adidas）的「AdiZones」。作為主要贊助商之一，愛迪達在奧運賽事所在地區，興建了許多名為「AdiZones」的戶外健身場，免費提供社區居民使用。制式化的場地設計中，地面是巨大的奧運圖案，運動器材上印著顯眼的愛迪達商標，而一旁則是以街頭藝術手法表現的「運動名人牆」。儘管打著奧運大旗，「AdiZones」卻也拓展至與奧運沾不上邊的英國其他市鎮。如今，在英國有越來越多的公共運動場，變成了名符其實的愛迪達健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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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o Duman, They
Are London, 2011 © Alberto Duman www.albertoduman.me.uk |
英國藝術家杜曼（Alberto Duman）在2011年關注起「AdiZones」在英國各地繁衍的現象。在他的鏡頭之中，色彩鮮豔的健身場突兀地出現在市郊的綠地上，場中沒有一個人，荒涼的場景與「AdiZones」官網上熱鬧歡樂的宣傳照恰成對比。格外引起藝術家注意的是：這並非奧運期間才有的企業贊助，每座「AdiZones」都是永久設置，在賽事結束後，直接成為該轄區內的公共設施，這意味著對公共空間的恆久品牌化（permanent branding）。奧運作為僅僅數週的活動，但與都市更新相結合，卻讓商業力量有機會長驅直入，直接成為都市計畫的一環。
對愛迪達來說這，這種長期廣告露出效益驚人。更何況每座造價15萬英磅的「AdiZones」，愛迪達只需要出一半，其餘為政府旗下的代理商負責，而地方政府則負擔每年的管修費用。對於近幾年來為孩童肥胖問題傷神、卻又因預算削減、無能提供運動設施的英國政府而言，這個交易似乎很划算，但被貼上商標的公共空間卻得付出一些代價：未來，任何一座「AdiZones」若要移除，政府都必須和愛迪達協商後才能行動。
愛迪達對於創造品牌認同一直不遺餘力，近來主打的一則廣告案，以「我們是倫敦」（WeAre London）為口號，試圖以那些中低收入階層、居住在社會住宅、著迷街頭文化的英國青少年來定義倫敦。如今正在英國各地蔓延開來的「AdiZones」，也在隱然定義著人們對於公共領域的認同，就像每座健身場都有的那片「運動名人牆」上，那些看來很酷的塗鴉，畫的全是為愛迪達代言的運動明星。對於愛迪達不斷把玩的群眾代詞「我們」，杜曼試圖劃出一條界線，故意把這個調查攝影系列定名為「他們是倫敦」（They
Are London）。
淘金熱
淘金熱
今年倫敦奧運揹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即是東倫敦的都市更新。奧運園區所在地斯特拉特福（Stratford），原本是一個蕭條破敗的區域，市政府希望這次能透過奧運，打造當地成為倫敦另一個都會區。去年，斯特拉特福區才因為大型購物商場「Westfield Stratford City」的開幕，而搖身一變成了新興商業區，仕紳化的腳步在奧運園區加持後更為加劇。如今，新興的購物商場早已與奧運園區完美結合，就在奧運開幕前夕，好奇的參觀民眾若想要一覽奧運場地全景，主辦單位的官方建議，就是登上購物商場三樓的奧運紀念品店，那裡是你唯一可以透過落地窗鳥瞰奧運基地的「指定觀景台」。
「更新」在1990年代是英國政府的閃亮口號，如今因為奧運又再度熱門起來。挾奧運之力推動的都市更新，除了是對於地方建設的大規模投資[註3]，也提供了政府驅逐街友、蝸民、違建戶、定點抗議者的一個絕佳理由，這樣的城市「清理」看似一時，卻往往在之後迅速轉變成一種長期的空間治理。而在資金大量湧入之下，原本可能需要20年完成的任務，也得以被壓縮成短短五、六年，這意味著許多周延的協商過程被簡化或忽略。例如奧運基地內的克雷斯巷（Clays
Lane）有一處住宅區，在二戰後一直是供給無經濟能力的下層階級自立更生的小社區，很有微型烏托邦的色彩，但卻在2007年因為奧運園區的興建而被拆除，由於缺乏縝密的協商過程，原先緊密的社區文化就這樣被硬生生地解離。對此，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藝術家哈斯尼－貝（Adelita
Husni-Bey） 透過錄音訪談、建築物手繪、攝影與自製刊物，集合當地民眾之力共同為其日常生活留下見證。同樣受到奧運衝擊的，還包括生活在當地的運河、以船為家的水上社群。對此，布瑞南（Jessie
Brennan）細膩的鉛筆畫，透過有些魔幻的手法，描繪了運河周遭的地景與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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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lita Husni-Bey, Clays Lane Live Archive. Courtesy of ClaysLane Live Archive |
人口迫遷正是近20年來奧運背後一再上演的問題。據統計，近20年來共有兩百多萬人因奧運失去自己的居所，有些是因奧運工程被強制搬遷，有些則是在都更之後因房價上漲而被迫離開。這種對居住權的壓迫，在上一屆北京奧運的數據最是惡名昭彰，迫遷人數超越過去五屆奧運之加總。[註4] 這次倫敦奧運，受到直接影響的迫遷居民，主要是克雷斯巷與水窪地半圓形住宅區（Waterden
Crescent）一帶的愛爾蘭流浪者（Irish Travellers）與吉普賽社群。儘管受到直接影響的人口較少，但間接影響卻仍難以估計。主要原因是當地房東與房產仲介為搶發奧運財而變相調漲房租，漲幅有時近兩倍，逼使許多房客被迫另覓他處。於是，官方文宣上為國家代表隊打氣的口號「Go
for Golds」，就這樣從奪金牌變成了淘金熱，一時間成了熱門的炒樓雙關語，據估計，在奧運舉辦完之後的接下來20年間，奧運基地附近將出現一萬一千戶新住宅。屋子變多了，但當地居民日後卻不見得有能力負擔上漲後的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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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ary Powell, The Games, 2007 (Photo by Federico Figa Talamanca) Courtesy of Hilary Powell |
抵抗進步未來
奧運帶動的都更工程初期，倫敦政府喊出的口號是「拆除、挖掘與設計」（Demolition, Dig and Design），大有將東倫敦徹底改頭換面的打算，它所允諾的幾乎是個徹底的新市鎮。對這樣的強勢思維很不滿意的藝術家，則試圖在這種求新意志中讀出憂鬱與荒謬的質地。如包威爾（Hilary Powell）的短片呈現了一群運動選手在奧運村基地進行的「游擊運動會」。當時，這塊區域還是個雜草、空屋與廢棄物佔據的荒地，片中的運動員們把這片荒地當作運動場，廢棄物則權充為運動設備。破敗的地景讓整部片很有一種異托邦的色彩，呼應著賈曼（Derek Jarman）《英倫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中對於東倫敦的憑弔。[註5] 類似的「奧運異托邦」，也可見於沃爾德（Cathy Ward）與萊特（Eric Wright）的《在淘金熱之前》（Before the Gold Rush）一作中，由破銅爛鐵製成的奧運標誌及一面沾著油污的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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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e
Würfel, Go
for Gold! series, Left: Basketball Arena 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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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藝術家則更直接地透過影像，為即將消逝的東倫敦地景留下視覺檔案。如攝影家沃爾費（Gesche Würfel）的《淘金！》（Go for Gold!）以五年的時間，呈現了奧運園區周遭地景五年多來的變化。看似無奇的廢墟、草地或乾涸河道，卻被命名為「奧運體育場」、「奧運園區」或「新聞中心」 。這些名稱變成了一種似是而非的索引，隱射著即將發生，或已然發生的奧運工程。類似的隱晦手法也可見於史帝芬．吉爾（Stephen Gill）的攝影作品，他所拍攝的哈克尼．維克（Hackney Wick）一帶景像，不僅是記錄，更是某種形式的限地製作，具有明確的場所意義。他將沖洗出的照片掩埋至該處土地中，一段時日後再挖掘出來，出土的照片於是帶著腐化後色調變化，斑駁的痕跡變成了在地性的隱喻。
這些試圖批判性地檢視奧運及都更的作品，大多流連於凋零破敗的東倫敦人文地貌。藝術家反覆凝視著缺席、或即將消逝之物， 在美學上很接近於西方人文主義裡的憂鬱傳統。處在都更的推土機之前，這些憂鬱的影像可能因為「太文藝」而顯得有些軟弱，很難成為「藝術反奧運」陣線最基進的前沿，但這卻無損於它們作為一種影像政治上的抵抗──正當官方文宣上那些透過電腦合成快速模擬出的、光潔亮麗的「進步未來」，自2005年開始挾著龐大資金與縝密的官僚系統不斷向英國社會持續放送，並一步步掩蓋掉人們對於地方的記憶與想像之際，這些充滿細節、現實感、在地性與田野精神的東倫敦人文地景，不斷提醒我們這個「進步未來」背後所抹去的事物。反思倫敦奧運，這些影像看起來再怎麼憂鬱，都值得被理解為異議。
[註1] 參考《衛報》在2010年一次網路民調，其中有三成九的人同意「軌道塔」是一件「偉大的雕塑」，六成一的人則認為它是「垃圾」。
[註2] 參考「麵包與馬戲」（Breadand Circuses）網站的聲明稿。
[註3] 奧運帶動的城市投資層面包括交通、電訊、運動館舍、住宅、都市文化、環保投資等層面。歷屆奧運對此的程度不一，最全面者包括1960年羅馬奧運、1964年東京奧運、1988年首爾奧運、2004年雅典奧運及2008年北京奧運。Dean Baim，〈Olympic-driven Urban Development〉，收入Gavin
Poynter與Iain MacRury編，《Olympic
Cites: 2012 and the Remaking of London》（Surrey: Ashgat
Publish，2009），頁73-84。
[註4] 1988年首爾奧運，共有72萬市民被迫搬離他們的房子，反抗者除了被毒打，更得受牢獄之災。1992年巴塞隆那奧運驅逐了市區的吉普賽人，房地產價格在四年內飆漲240％，造成五萬九千多人口外流。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土地開發者在未經民主程序之下，便將許多低收入戶住宅拆除、改建為中產階級華廈，變相驅離約三萬多戶原居民。2004年雅典奧運前夕，約2700多名吉普賽人被政府驅逐，儘管他們的居住地並沒有任何土地開發計畫。2008年北京奧運的迫遷人口則高達125萬人 。參考George Monbiot ，〈Everywhere they go, the Olympic Games become an excuse foreviction and displacement〉，網站www.zcommunications.org。
[註5] 包威爾（Hilary
Powell）與馬瑞羅－迦拉蒙（Isaac
Marrero-Guillamón）共同編輯的《The Art of Dissent: Adventuresin London’s Olympic State》一書（London：Marshgate
Press，2012），集合了2005年以來批判倫敦奧運的諸多藝術文化實踐，包括影像、繪畫、自述、評論、詩與訪談。本文所提及許多案例參考自此書。～刊載於《今藝術》239期（20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