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吳淑華、陳順築、莊普、陳慧嶠、劉慶堂）問：可否還是為我們先回顧一下當初「伊通公園」成立之初的情形？
陳慧嶠（以下簡稱陳）：在1987年左右，我跟劉慶堂、黃文浩都在SOCA上課，地點就在建國北路上。老師有賴純純、莊普等人；莊普教材質，賴純純教空間。我高中畢業後因為想要出國唸書，所以沒有去考大學聯考，當時我一心想去留學，去SOCA的動機很單純，只是為了學習現代藝術。那時我們才20出頭，莊普是大我們好幾歲的藝術家。後來我就在那邊工作，擔任助理。當時北美館辦了「行為與空間」實驗展，我們這一班就自己獨立一個展間在B04 展出"光、空氣和水"。
劉慶堂（以下簡稱劉）：我最早是在復興商工唸美術設計，大學考了兩三次，沒考上後就放棄了，當時只是想當藝術家。後來，我去聽賴純純在北美館的演講，覺得這個女生真了不起，作品這麼大。此外，像是1980年代初的「異度空間」、「超度空間」都讓我感覺藝術背後有個偉大奧妙的東西在那裡，還滿神聖的。當時「春之藝廊」曾推出一個韓國當代藝術展，作品都用現成物，我看了覺得很感動，覺得終於可以擺脫過去藝術的限制，這些都讓我對藝術的想法開始有轉變。以前都跳不開來，看了這些東西後，你就跳開來了。當時只要是「雄獅新人獎」、北美館的「新展望」，就覺得很了不起，會很有憧憬；那時從事現代藝術最看重的就是這兩個獎。我的攝影工作室在SOCA附近，去那裡上課後，天天都有發現，那時藝術的濃度實在太高了。
賴純純後來決定把SOCA收掉，我們都覺得不行，所以才想找一個可以繼續討論藝術的環境，一開始是找咖啡廳，找各種不一樣的咖啡廳，大家來講從雜誌上看來的新的藝術表現、新的建築概念。我們那時覺得聊天很重要，每次聚會都會找一個不同的人進來，剛從國外回來的建築師、藝術家等，找他們來喝咖啡聊天。互動非常好。固定的班底大概是莊普、黃文浩、陳慧嶠、我等人。後來又慢慢加入一些人。
陳：經過約一年的空窗期，我們才找到現在這棟房子，一開始只租了現在的半邊。劉慶堂的攝影棚在二樓，三樓是大家聚會的地方。聚會一樣，就每個人拿作品來討論。
劉：這棟屋子樓梯很窄又很髒，但上來是個小庭院。我們就想說，以後就在這聊天就好了，不用再去咖啡廳了。我們很喜歡那種可以看到天，看到陽光的感覺。後來我們把旁邊那棟的二、三樓也租了下來，共八十坪的空間。目前房租一個月七萬二，就這樣租了二十年。目前房租仍是最大開銷。
當時我們其實就是在找一個很酷的空間。對於一些國外的空間設計我們也很著迷。另外，當時迪斯可剛開放，大家都很瘋狂，一家一家開，一家一家去，而且只要去一定會碰到一群藝術家。
陳：當時只要是台北什麼流行的空間設計，像是PUB、舞廳什麼的，我們都會去看。我們其實很追求流行的，大家就一面玩，一面看，沒有一定要幹嘛。玩得很瘋，酒也喝得很厲害。
問：當時聚會的情況大致是怎樣？參與的人大多是哪些背景？
劉：由於莊普是留學西班牙的，因此帶來一些同樣留西班牙的藝術家。大概半年後，陳愷璜也從法國回來了，所以接著像湯皇珍、顧世勇等留法的人也來了，此外，程文宗則是留學義大利的。這些人不是一開始就來辦展覽，而是放幻燈片，介紹他們在國外看到的東西。吸收學習，互相交流。雖然聊藝術，但沒那麼狹隘，所以只要跟時代互動相契合的東西都談，所以像是服裝設計師洪麗芬、音樂家李泰祥、詩人羅門、管管等人都會被我們邀請來談。你會覺得這樣的生態環境滿好的，藝術家終於不是只各自為事。
陳：每次聚會，大家會把作品帶來討論，重點常常是藝術語言精不精準的問題。有些會導向哲學問題。當時的我們傾向純美學，為藝術而藝術，關注於空間、裝置及作品怎麼在空間中設置等問題。以前在學校學的藝術完全局限在一個平面空間，後來才發現原來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試試，改變其實滿大的。
後來我如願去了巴黎半年，1990年2月，回來台灣，劉慶堂已經把隔壁也租下來，那時他們已經開始在談展覽空間的可能。我比較有行動力，回來後隔一個月伊通的第一檔展覽就開始了。
在1993、1994左右，我們定期每個禮拜找人來談。但通常都是展覽發生後，藝術家自然就會聚在一起談。因為是在自然狀態下形成的，所以你可以聽到很多真實的聲音。伊通幾乎所有展覽都是靠大家推薦、討論後決定，從來沒有申請展這回事。都是主動邀請，只要大家都覺得不錯就可以。因為都是看作品的內容，所以沒有人情上的問題。通常會跑來自己送資料的，都是對伊通不太了解的人。最後決定的通常就是莊普、劉慶堂與我三個人的共識，因為已經有默契，所以共識不成問題。對於藝術的態度，我們是在莊普身上看到的，他到現在還是伊通的精神指導。
莊普（以下簡稱莊）：其實伊通這邊壓著的作品集很多很多。雖然並沒有開放申請展，但只要來談，我們都會留下資料提供查閱。很多策展人來這裡，也會選到很多沒在這邊展的人。
問：伊通公園重要的精神是什麼？當時你們對於「替代空間」這個詞有什麼看法與討論嗎？
陳：我覺得伊通的重要精神應該還是自主性與獨立性，除了經濟狀況一直很糟之外。本來成立這個空間就是希望能自給自足，買賣作品這部分倒是從來沒去想。至於所謂的「替代空間」，我們也從來沒有這樣自我定義過。記得台灣最早提出這個詞的是季鐵男，之後就是陸蓉之。留美的學者特別對這類空間的歷史脈絡很清楚。但我們一直沒有去界定，我們就是「伊通公園」。大體說來，留美的很清楚自己的定位，留歐的這邊很閒散，我們也沒有像二號公寓那樣設定打什麼游擊戰。
實每個空間都會互動，伊通與南阿普的互動很大，二號公寓也不少。我們從來沒想過說要去替代什麼，只要談到「替代空間」這詞，大家都會吵很兇。我是覺得這個詞就某個角度來看，其實是種政治性的、策略性的語言。伊通公園本來就是公園，是對外開放的，雖然不是團體，但確實大家有一種默契。
莊：我還滿懷念以前剛開始的時候那個時代。大家總是抱持著某個理想，總覺得台灣的藝術在內容與形式上都不夠，所以積極地想革新，希望有新的形式能出現，那時真的是人才濟濟，很多人剛從國外回來，伊通變成一個很好的、讓他們可以暢所欲言，發展自己抱負的地方。與美術館相較，我們做事情來得快，比較有彈性，因為規定比較少，也不需要審查制度，動作上比較自由。另外，因為我從歐洲留學回來，覺得台灣還是要有一些美學觀念的東西，這變成伊通一個滿重要的內涵與氣質。那時，大家聚在一起，感覺都滿新鮮的，因為有很多是不知道的事從每個人的口中講出來。
問：可否談談伊通公園目前的經濟狀況？
陳：一開始是單純想靠劉慶堂攝影工作室的收入，就像是用一個企業來養一個空間，但我們三個都是菜鳥，根本都不懂藝術行政。從1999年我們開始申請空間營運補助，兩期後有兩年沒有送，但如果再不送伊通就撐不下了，只好還是乖乖送。最後自我檢討，還是覺得要自己獨立才行，如果你想仰賴國家來資助你的話，它會有一套世俗的標準來檢驗你，它只會用一個很基本的架構去看。
目前的狀況是，除了國藝會補助、工作室收入與借貸之外，今年很感謝有一位不願具名的贊助者大力幫助伊通，現在我們三位行政人員都有薪資了，以前是沒有的。因此，今年我們也比較有經費多上幾個雜誌廣告推藝術家。我們不是要求多，只要求能夠維持。此外，負債也因此減輕一些，至少劉慶堂不用再常常跑三點半了。但積了上千萬的債務還是有很多沒還完。
儘管如此，我們從來沒想過要從展覽這邊來賺錢，因為我們不希望來伊通展出的藝術家得介入這些跟他們沒關係的事。伊通一開始是因為幾個人很個人的興趣，所以很主觀，他是藝術家，你邀請他來展是因為尊重他的創作。跟空間營運並不直接有關係。我們的立場就是，我們只看待創作的部分。
問：最近這幾年，當代藝術市場很熱，伊通是否也感受到了？目前伊通在作品買賣上的方式為為何？也有一些伊通的藝術家被畫廊代裡，你們如何看待這件事？
陳：如果藝術家在伊通展覽，有作品賣掉，伊通與藝術家是五五拆帳，但由於有時會打個八折，折扣的部份就是伊通吸收。如果是之前曾在伊通展過的藝術家，透過我們賣作品給美術館，我們只抽一成。伊通跟藝術家從來沒有代理關係，我說的代理是指有代理金的那種，我們自己都養不起自己了。我們與藝術家的關係通常就是一種默契。
早期當代藝術買賣比較大的問題是，人家買作品會覺得是贊助你，所以你理當要給對方折扣。但因為賣的機會太少了，所以只要有人要買，通常都會賣。但最近當市場炒作到一個狀況時，也會看到很多很荒唐的現象。這幾年來，影像變成一種市場趨勢。雙年展的頻繁運作讓這類型創作，被接受度變高。剛好這些藝術家有不少都是伊通出來的，所以對我們的經營自然會產生一些影響。
我們並不反商業，只是覺得那不是藝術真正的目標。我們只是想保住某種純度。現在有些藝術家談論的已經不是藝術，而是策略或商業包裝。但對我來說，講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無論是不是從事創作，經濟景不景氣，每個人都得面臨生存的挑戰，聽不到純粹的聲音會讓人感到疲倦，畢竟伊通的本質就是為那難以實現的夢想而存在。過去雖然走的艱辛，但還是活下來了！別人如今支持你，也是因為你有那個純度與堅持。如果認為藝術要商業化才能生存，換句話說創作的出發就是為了要牟利，那我們的體質比較不適合這樣。因為當你要這樣思考的時候，為了行銷，藝術的內容會被整個換掉。
莊：這幾年，突然有一堆畫廊都轉型稱自己為當代。當然，從事當代藝術的人口也增加了，因為市場需要，畫廊會積極找他們心目中的當代藝術。帶來的影響就是，好像變得不太需要搞空間了，空間的力量就被稀釋化了，一部分藝術家有很多機會到畫廊展，畫廊的空間可能比較大、比較漂亮。也更有錢。這也是我滿憂心的地方！
問：總括來看，目前伊通公園的狀態你們滿意嗎？
陳：我覺得今年因為經濟狀況比較穩定，可以比較靜下心去想未來。我們現在是感到疲倦，大家談話的內容缺少共同的元素。
1994年，我們弄了吧台。當初的動機來自我們的經驗，因為常常覺得去看展覽時待不久，因為空間很嚴肅所以會不敢有什麼互動，但當你有像吧台的空間作轉換時就變得可能。伊通的吧台撐了六年，那段時間每晚都很嗨，常常鬧整個晚上，從三、四點到天亮都是常有的事，常有鄰居檢舉，警察也常前來關切。當時會來的人，除了藝術界的人之外，設計界、明星等都有，因為那時在台北這裡一直是個時髦的空間。後來會收掉，也是因為覺得後來大家聊的東西都變得反覆了。吧台在 2000年結束後，討論的風氣還持續了一陣子。但參與的人有點改變，關係比較遠的藝評家、策展人來了，比較近的藝術家反而離開了，有點交換循環的關係。
前兩、三年伊通談論藝術的狀態有些沉寂，因為經濟壓力逼得我們快喘不過氣來！但你不能說以前那樣談藝術的狀態不見了，這東西的養分還在，並沒有消失。但最能談的時候還是年輕的時候，比較開放，對什麼東西都懵懂，所以你可以吸收。我們現在變成是要反過來學習排掉自己的刻板印象。我們也會害怕自己對藝術的熱忱消失了，希望能保留那個原點。
我還記得每個藝術家第一次在伊通展出的狀態。當你看到一個藝術家從這裡出發，之後被肯定，那是很快樂的一件事。當看到跟你同期的藝術家還能維持這樣的品質與態度時，你會很感動。伊通一開始的時候，不能說是最棒，但卻是最刺激的年代，因為也是你心態最開放最不設限的時候。那時的狀態就是「無知」，所以你會勇於吸收。我們在想怎樣可以再回到那種學習的狀態？
我對我自己不滿意，對伊通，我不知道。我覺得我行動的力道不再像以前，以前是一說到馬上就動，現在會頓很久。每個人到了一定年紀都會碰到瓶頸，有時是怠惰、世故，有時是找不到可以繼續的目標。我很清楚我自己是那種只要一有目標就會勇於前衝的人。現在的伊通，我只能說它平順，但沒有激情。沒有激情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有刺激，比較穩定。但相對的也會讓人感到無趣，雖然說開創容易守持難，大家還是喜歡那種冒險性格，我現在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要為什麼而戰？
劉：我覺得在伊通跟莊普與嶠的互動，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很理想的生命狀態了。對於現狀，只能說以前的樣子如今已慢慢消失掉，所以我希望能盡量把以前發生在伊通的那種互動找出來。通過藝術，可以找出事情的本質、真實與現象，這也是伊通一直給我的東西，可以不斷落實這樣的功能。對我來說，每次在伊通跟大家討論及對話的時候，都會有很多很真實的東西。這20年來，伊通已經讓我很習慣這裡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大家都是認識那麼久的朋友了，所以一直會很希望這裡能再落實到最初的對話態度上。
莊：我是永遠不會滿意。我怕伊通現在經濟比較穩定了，也會變得太守在既有的狀態中，伊通能有現在的風格我覺得很好，可是隨著時代的變化，還是要發展新的東西。雖然伊通好歹也是撐了二十年，但人總有欲望，不能只是原地踏步。初創時期大家都說最好是沒有制度，不想展覽時，關起來就關起來，要開天窗就開天窗。現在好像被形式所逼，只好進入一種制度裡去運作。像我，當這裡沒有突發性的事情，我的參與感也就沒有了 。
或者說，以前不管是對空間的經營、財務問題或對藝術的質疑等方面都會有焦慮，大家一起討論對策，會有急迫性。空間的不確定性會促成積極參與的狀態。現在已經變得非常正常化了，因為申請國藝會的補助，所以展覽必須一年前就都排好按表操課，這多少變得很制度化。
問：你們覺得伊通公園未來可以怎麼走？
莊：我已經想這個問題好幾年了。首先我認為空間可以有些改變。因為空間小，所以大家的作品發表都是小規模的，常常看來比較像是一種發表論文、求教職升等的事務。從前當藝術家來伊通會有點不熟悉時，他會因為陌生感所以會有種實驗的狀態，作品不會那麼完整，現在則反倒有點太熟悉了。所以我在想，是否當有另外一個空間的時候，能讓我們產生新的鬥志？我覺得現有的硬體空間有它的局限性，希望之後展覽空間能再大一點最好，可用空間改善，會比較有整體性。
其次，我很希望伊通未來可以扮演某種像是「製作人」的角色，去新的地方展覽或做一些計畫。世界這麼大，可能性很多，雖然這還是得要有後勤的支援，但這也會造就新的挑戰。我也常出國，希望能看看國外有什麼合作機會。我們也是很惜才，希望能找到有才能的年輕人一起來做。很多伊通的藝術家都在很好的學校教書，知道新的人才在哪裡。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伊通在戰略上也必須要有一些改變，不能只是固守這個空間硬體，而是得積極地發現新的思潮或議題去做，向外擴張，以原本的據點與資源為出發，再去尋找不同的空間，把伊通的精神往外推。我是有這種野心，但目前還找不到一個可以全職做這個企畫工作的人。我希望能有一個專門負責外部事務的人，可以專心把伊通推出去。
註：本文內容的精簡版本刊載於《典藏˙今藝術》194期（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