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藝術家Usman Haque閃爍著七彩燈光的氣球雕塑《Open Burble》自新加坡市政廳前Padang廣場緩慢升起，也宣告了2006新加坡雙年展的展開。新加坡今年正式加入亞洲的雙年展熱潮，邀請到獨立策展人南條史生（Fumio Nanjo）擔任藝術總監，集合Roger McDonald（日本）、Sharmini Pereira（斯里蘭卡／英國）、陳維德（Eugene Tan，新加坡）三位策展人共組策展團隊，並透過全球各地策展人形成的網絡協助下，匯集了95位藝術家的198件作品。策展人以新加坡位處南洋的地緣性，挑選的藝術家大多分布赤道周邊的區域，如亞洲、拉丁美洲、非州、中東地區，南條也強調，這些區域的藝術家一直是國際雙年展中較少被看見的。兩位台灣籍藝術家分別為郭奕臣與在紐約活動的蔡佳葳。
新加坡以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為主要人口，尚有少數的其它民族，短短一條滑鐵盧街（Waterloo St.）並列著猶太教禮拜堂、印度興都教寺廟、天主教堂、觀世音廟。這次雙年展的主題「信念」（Belief），乍看是很古典的一個展題，連展覽手冊都設計得像本聖經。但以新加坡各族群宗教信仰的多元發展來看，卻頗為貼近市民生活。南條在展覽論述中表示：「當代社會以複雜而衝突的價值觀、缺乏統一的判斷著稱，分裂的價值有時導向戰爭與恐怖主義的威脅，也暗示了世界觀的根本差異。在這樣的當代社會中，我們應該相信什麼？應該把持什麼基準價值過活？生活意謂著在時時刻刻面對許多不同選項作出選擇。面對這樣的處境，人們能以什麼基本原則去選擇、打造一個生活途徑？」在他看來，新加坡作為一個幅員極小的城市國家，多元種族、宗教與語言並存共榮，以「信念」作為展題於此顯得別具意義。
雙年展入門教材
順應當前雙年展與城市空間結合的潮流，同時也因為大型展覽空間的缺乏。此次新加坡雙年展將作品分散在市區中19個展場。除了以市政廳（City Hall）、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與東陵軍營（Tanglin Camp）為三個主要空間，其餘作品則分布在大學、教堂、寺廟、公寓及圖書館之中。策展團隊試圖讓當代藝術走進市民生活的企圖很明確，開展前夕，當地報紙《The Straits Times》以五個版面介紹整個雙年展活動，輔以淺顯的解說，解釋何謂雙年展？何謂錄像、表演、裝置藝術等？宛若一本「如何看懂雙年展？」的入門教材。
在當代藝術一直是十分小眾的新加坡，這個前所未見的大型展覽多少為了肩負起教育推廣的使命，成功與否可能影響到下一次的舉辦。這個路線讓這次的新加坡雙年展不乏嘉年華會的氣氛。在最熱鬧的烏節路（Orchard Rd.）商圈，草間彌生的斑點花樣包裹了行道樹變成公共藝術。開幕當晚，除有Usman Haque用一千顆加裝LED燈的氣球雕塑外，更受歡迎的是瑞士雙人團體「Com&Com」的表演，他們以卡通扮裝的方式將瑞士一個小鎮的神話角色「Mocmoc」與新加坡魚尾獅（Merlion）湊成對，拍了一支旅遊影片《Adventure of Mocmoc & Mermer》，兩隻吉祥物攜手從瑞士阿爾卑斯山玩到新加坡海濱。藝術家並與新加坡當地三所小學合作，讓小朋友們以這兩個角色為題材畫畫，最後展出完成的百餘張畫作。強力操作下，兩隻卡通人物幾乎成為展覽知名度最高的吉祥物，也讓人看見雙年展城市行銷策略的一個切面。
一些藝術家則透過不同方式與市民互動。日本藝術家原高史（Takafumi Hara）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訪談新加坡各族群的居民，紀錄下他們各自的信仰與價值觀，再將文字搭配插圖做成粉紅色看板，裝置在市政廳的窗面上，大有以民粹扭轉威權的況味。這並不是以市政廳為基底的唯一作品，作為新加坡威權政治環境下最耀眼（也最易詮釋）的符號，市政廳這棟歷史悠久的殖民時期建築，也是展覽中屢被藝術家書寫與指涉的熱門符號。Jenny Holzer巨大的投影字幕打在市政廳的外牆，文句內容選自她長久以來進行的「自明之理」（Truisms）系列，並引用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的詩句，觸碰真理與權力的議題。
信仰大崩解
如今我們距離一個有著集體信仰的年代已顯得遙遠，從展覽中大多數作品看來，討論價值的歧異與崩解才是顯學，從身分、知識、宗教、政治、經濟、流行文化乃至藝術本體，以往顛撲不破的信念如今都成待檢驗的案例，這也反映了當代藝術在問題意識上的尖銳性。市政廳中幾個法庭空間，成為藝術家把玩正義、真理與權力的現成舞台，如南非藝術家Jane Alexander以半人半獸的立體造型，分別佔據法官、被告、證人等席位，上演一齣妖怪審判的劇碼，戲謔的諷刺曾引來以嚴刑峻法著稱的新加坡當局不少關切。新加坡藝術家Tzu Nyen Ho則挪用了皇后合唱團的搖滾史詩〈Bohemian Rhapsody〉在法庭拍攝了一部司法審判音樂劇。Jason Wee的《1987》則將祖母的死與同年在新加坡爆發的「Operation Spectrum」政治事件1結合在一起。
不管是譏諷或是影射，藝術家把玩新加坡國情與威權政治，市政廳都成了最現成的著力點。芬蘭藝術團體YKON的《M8 – Summit of Micronations, Singapore》即是一場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召集的「微型國家高峰會」。YKON以微型國家作為創作計畫，突顯在當前強國串連起的體制下，少數幾個頗具烏托邦色彩的社群。這個系列作品在2003年赫爾辛基的「AMORPH!03」表演藝術雙年展中首次發表，當時集合了六個微型國家元首，此次則擴大為八個。一改政治高峰會的嚴肅氣氛，藝術家用攝影機記錄下的八國元首，全陷入狂笑之中。
不少藝術家更樂於探討全球政治氛圍下，衍生出的各種信念崩解的癥候。如Khaled Hafez的《Revolution》以三個單頻道錄像裡的角色扮演，暗示宗教、軍事與自由經濟三種當代世界信仰，背後如出一轍的暴力本質。Tomás Ochoa則在阿拉伯人聚集的摩洛哥古城馬拉喀什（Marrakech）及瑞士蘇黎士（Zurich）兩地，隨機挑選路人詢問「飛機自殺炸彈客在引爆炸彈前在想什麼？」，並以雙螢幕投影並陳兩地人的回答。這件作品以Albert Camus的著作《薛西佛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為名，影射宗教狂熱分子背後的精神狀態。劉建華的《Dream》則是大型的陶瓷與錄像裝置，展場位在雕塑公園的一個教堂建築中。六千件以白瓷燒製而成的日常用品、武器與玩具被砸成碎片堆成太空梭造型，前方投影播放著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太空梭失事的短片，整件作品宛若一個巨大的遺址。
如果這些對信仰崩解的憑弔，多少還是太沉重。這次雙年展中最年輕的藝術家之一的Brian Gothong Tan（1980年出生），則展現了另一條荒誕不經的進路。藝術家將新加坡魚尾獅Merlion切成四塊肉，混搭聖母瑪麗亞與觀音像，穿戴起回教女性傳統服飾Burqa的人形，眼睛發光如鬼魅。原本脈絡嚴肅的符號被混合為大雜燴，「We Live in a Dangerous World」，看來竟像是好萊塢災難片。中國藝術家唐茂宏的《Sunday》同樣拒絕說教，在這部五連幅投影的動畫作品中，藝術家以細膩而魔幻的漫畫風格，描寫人體與各種物質的擠壓、逗弄、愛撫、進出或融合，宛若一連串肉身奇想。
從大寫到小寫的政治
國家體制這類「大寫的政治」廣被質疑，個體的生命、欲望與價值信仰相反地被不少藝術家拉拔出來。對此，Bigert與Bergström的《The Last Supper》可能是整個展覽最有力道的一記回應。在這部片長近一小時、以死刑犯生前最後一餐為主題的紀錄片中，藝術家結合歷史考據，訪問菲律賓、泰國、日本、肯亞、南非與瑞典等地負責為死刑犯烹煮餐點的廚師。透過耙梳這些當代社會中每日上演的「最後晚餐」，藝術家為我們展示了死亡及欲望的意義。最日常的「吃」，在這裡無疑也是最深奧的一個線索。
此外還有一些顯得抒情的作品，如Otto Karvonen的《Belief Board》，房間裡的牆上劃分出經濟、生命、健康與人際關係四區塊，觀者可以用便條紙寫下自己的願望。瑞典藝術家Johanna Billing展出她去年在紐約PS.1的錄像作品《Magical World》。用鏡頭紀錄下克羅埃西亞一群小朋友首次合唱排練，曲子是Rotary Connection在1968年的同名單曲。隨著生疏的唱腔與旋律，藝術家將屋內的排練實況與屋外蕭瑟的場景剪接在一起，成為動人的敘事。郭奕臣的《失訊》（Losing Contact）原本計畫延續先前的方式，以攝影機拍攝新加坡空照影像製作新作，但礙於新加坡當地法規無法實現，最後改以在各個寺廟、教堂施放紅色氣球。
將當代藝術與宗教場所結合，是這次雙年展頗有特色之處，也是挑戰性較高的部分。N. S. Harsha在克里斯南興都廟（Sri Krishnan Temple）屋頂露台上的巨幅壁畫《Cosmic Orphans》，畫滿了熟睡的皈依者，對比於充塞廟堂裡外獻給神明的裝飾浮雕，格外顯現另一種人間況味。Ashok Sukumaran在亞美尼亞教堂（Armenian Church）製作的計畫是一個簡單的燈光裝置，他在教堂入口與對街人行道上各裝置了兩個開關，觀者在夜晚時按下開關可以照亮整座教堂，但開關啟動的成功率被分別設定為24%與76%，這也是新加坡電力供應來源中政府與民間企業所佔比例，藝術家企圖藉此暗喻新加坡自1995年以來電力市場民營化的轉變，引發人們思考能源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
這些在宗教場所的作品中，除了少數具有感染力，其餘如堆放在角落裡的電視機錄像或幾幅牆上的平面作品，大多像是聊備一格的空間裝飾。蔡佳葳在觀音廟一盆蓮花上寫滿《妙法蓮花經》，廟裡香火鼎盛，引起不少人圍觀，但恐怕將之視為充滿奇趣之毫芒工藝的觀者還是佔大多數。如何讓藝術與這些場所更有機地結合而不只是「進駐」一個雕塑物件？或許是展覽可再思索之處。
Federico Herrero在觀音堂內的塗鴉，是擁擠的廟堂內最顯眼的作品。除此之外還有韓國藝術家Nakhee Sung在舊軍營與HDB舊公寓兩地製作的塗鴉，及Agathe de Bailliencourt的繪畫裝置。可以觀察到的是，在雙年展強調走入市民空間的前提下，塗鴉的公共性、自由度與對次文化的結合能力，可能在未來會是類似展覽最受主辦單位歡迎的創作類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雙年展的整體視覺形象也是Bailliencourt所設計）。
我想起展覽中Scott Bowe的《Painting as a Zombie》。這部十分惡搞地結合了B級殭屍電影與現代繪畫史的影片，回應的其實是「繪畫已死」或「繪畫復興」的世紀論辯。Bowe借用紀傑克（Slavoj Zizek）的話強調：繪畫現正處於後死亡狀態（post-death state），「如殭屍般一邊向前行走，一邊在生與死之間笨拙地抽搐著。」藉著這部讓人哭笑不得的藝術史短片，同時探討繪畫在面對如今的市場機制下可能的未來在哪？對照於塗鴉從街頭進入美術館，現在又與展覽機制合作，以全然不同的姿態走回街頭，讓人看見繪畫在當前的另一種發展。
歡迎偷走這個笑容！
克魯格（Barbara Kruger）的《Belief》可能是展覽中觀眾唯一買得到（同時買得起）的作品，因為它就是一個印在展覽商品如T恤、馬克杯上的影像。延續了克魯格出入精緻藝術與消費文化的慣常策略。以商品作為宣言載體足夠基進，但如今放在整個消費邏輯塑造出的情境下，「買得起克魯格作品」這件事帶來的快感，恐怕早已覆蓋了藝術家殺入市民生活進行革命的企圖，T恤上的標語「Belief + Doubt = Wisdom」與其說像是一句警言，不如說是行銷此次雙年展最好的slogan。對此，Hossein Golba一塊印有「The Diversity is Value」字樣的金磚，成為整件事絕佳的隱喻：多樣性可以是種無形的文化價值（就像此次新加坡雙年展所強調的），但在當前的藝術體制中，這個文化價值顯然是可以兌現的，甚至還可以變賣、轉手、重鑄後再打上新的定義。
據策展人表示，本次雙年展共花費了800萬新幣（約1億6千萬新台幣，台北雙年展的八倍），其中一半由政府出資，另一半由新加坡當地四家主要銀行贊助。龐大的資金除了支持了超過一半的藝術家製作新作品的製作費（198件作品中有111件為新作），展覽宣傳與周邊活動的配合，也是此次新加坡雙年展頗引人注意之處，主辦單位甚至開闢了一個電視頻道，作為雙年展報導所需。「因為這是第一次舉辦，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組織規畫、說服民間企業。希望能就此建立起一個新的系統。」陳維德表示。
就在雙年展開幕後，更重大的事件是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與世界銀行年會將在新加坡舉行，包括各國銀行總裁在內，估計將湧入1萬6千位訪客。新加坡政府對於首屆雙年展的大力支持，外界也多認為與IMF的舉辦有關（但基於安全理由，在 IMF活動期間市政廳展場將不對外開放）。為了迎接這個新加坡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城市活動，政府除了花了大筆預算整建市容，並發起「400萬張笑臉」的活動，鼓勵民眾用相機拍下笑臉，張貼在官方網站。
在中央主導下的全國動員力量引人注目，對此Daniel Malone的《Steal This Smile! :)》是個有趣的回應。他在開幕期間號召了300多位民眾（大部分是當地小學生）手牽手用念力「施法」，要讓市政廳漂浮半空中。他的靈感來自於政治基進份子Abbie Hoffman在1967年號召3萬5千位反戰人士聚集華盛頓，想要用集體冥想的力量讓五角大廈漂浮的例子。「Steal This Smile!」引自Hoffman信徒印行的《Steal This Book》，大有「把微笑傳出去」的運動性格。但並不令人意外，在花了一段時間張羅群眾後，五分鐘的集體念力並沒有撼動市政廳。義無反顧後的空虛，可能正是「信念之所以為信念」的狂熱本質，卻也巧妙地描繪了這次新加坡雙年展背後強大的政府力量。
[註釋]
註：1987年5、6 月間，新加坡國內安全局以陰謀叛亂罪名逮捕22名專業人士，指控他們企圖藉著馬克思組織進行滲透，以推翻政府。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為求政治穩定，支持國內安全局可以不經審判的方式任意逮捕可疑顛覆份子，做法引來不少國內外人士抨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