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夠快樂過日子是一種罪。到了今天，我仍然無法忘記在高中時代傷害過我的老師。／除了極少數的老師之外，他們都想要從我這裡奪走非常重要的東西。」村上龍在《69》的後記中寫道。但這句話裡卻沒有半點遺憾，因為《69》簡直愉悅到讓人嫉妒。
自己高中時似乎沒有恨過什麼老師（多數的時間竟是恨自己恨得比較多）。大部分的老師都已用他們的老化程度，遠遠地把你拋在後面，成為僅止是「神奇的一群」。大家似乎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老練地培養起某種純粹的審美眼光，去處理老師們風格化的樣貌，並在五年十年後，彼此已遠遠離開了那年紀，仍可以覺得興味盎然，而成為一群人互通聲息的通關密語。
那時也沒真的覺得擁有什麼無可取代的東西，找不到必然性，或埋藏在核心裡可以讓你融化或爆炸的什麼，於是也沒有什麼好被奪走的。用後來學到的說法，就是尚未啟蒙吧。很多事情。
翹課，改改制服褲，下課窩在廁所抽根煙，畢業前夕在走廊上放鞭炮搗亂，大概是我在那三年所看到的，反叛校園僅見的做法了。沒有大字報，沒有塗鴉，沒有校園封鎖，沒有校園突擊隊。
因為學校從前還算是輝煌過，因此，那時的校園裡，瀰漫著一股擁抱優良校風的良善風氣，做班包、做徽章，徽章別在書包上，以學校為榮竟是顯得很屌的一種價值觀。現在想來，確實是很荒謬的一件事。原本，那應該是最叛逆的年紀。我猜想那裡面應該包括著一種「你少不更事的人生首度次接上了一個大傳統」的雀躍，即便這雀躍看來是那麼不必要，那麼地想太多。
我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在第一節下課時衝去排福利社的魯肉飯，而在第三節下課率先把便當吃完。然後傻傻地迎接校慶園遊會及聖誕舞會，做邀請卡、畫海報、迎接你生命中第一雙像樣的皮鞋，並在任何時候覺得自己可能很蠢因而被自己激怒。高三停課時，一些人奮發圖強到校自習，掃具櫥上一疊A書逐漸乏人問津。然後，一個熱烘烘的暑假過去，有人混進大學，有人混進重考班，在命運所羅寫的選項中，結果不過一張志願卡的內或外而已。
最後，我們這班很順利的成為創校以來升學率最低的一屆之中，最低的一班。學校原本的金字招牌，那個連我們都引以為莫名虛榮的老校傳統，就這樣被我們砸了。像是乖順的兒子失手將父親格斃，那樣令人措手不及的悲劇。我以為教務主任會跳出來說「這是創校以來最不幸的事情」──像村上龍所寫的，但事實上並沒有。
高三時，有一陣子學校莫名奇妙來了一隻走丟的狼狗，常在校園裡出沒，班上的K對這隻狗特別好，每天餵牠，後來逐漸培養起感情，有幾個禮拜的時間，下課時常可見到一群人靠在二樓走廊欄杆上看著K與狼狗在草坪上追逐並咯咯笑著。我總覺得那場景裡有些什麼奇妙的東西，我到現在還是說不太上來。
不知道是否是教官注意到這場景過於愉悅，所以終於將這條狗趕出校門？沒人記得狗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那年聯考完，太陽很大的某天，我和包括K在內的幾個朋友，騎車到南寮海邊瞎混了一下午，印象中大夥在沙灘並不真的知道要幹嘛，青春洋溢地在沙灘上寫大字，並真的以為飛機上的人會看到（廣告裡是這樣演的）。在那之前，K一直是我們組過的一個不怎麼像樣的樂團裡的鼓手，雖然他的節奏感實在很糟，總是在一個重要的過門時多了幾個或少了幾個鼓點的，完全讓人頭痛的那種，我們不是沒想過換掉他，但總是因為大家一股莫名的義氣或友情什麼的，而留了下來。
放榜後，幾個朋友或好或壞，都摸上了一間大學，而K則進了重考班。半年後，就在我們正用畢生最奢侈的方式在過大學生涯（那場景裡所有東西看來都像安置在一個無限延展的座標上），我們收到K寄給大家的信，信裡拉拉雜雜地談到這段時間他在重考班的日子多麼苦悶，並令人意外地提到那天海邊的下午，讓他覺得有這群朋友在身邊多重要。對於總是嘻笑打鬧成一片的我們，K直面「友情」這東西，真是讓我們有些慌亂，不知所措。我那時突然意識到，至少在那個年紀，我們對於這類「真實流露的什麼」的情感反應機制是徹底的匱乏，毫無招架之力。當一種姿態不夠man、不夠白爛時，我們竟只得本能地退縮起來。或許就像駱以軍寫的，到最後我們學會變得無情，變成一個「無愛之人」。而的確，我們沒有人回信給K，自此斷了音訊。
到現在，我對於某種「在真實層次上做交流」仍有種本能的抗拒，總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缺憾得嚴重。透過時而嘻笑怒罵、時而機巧華麗的形式作偽裝，相反的成為一種安全感的來源。我想起之前朋友對我的診斷：可能可以把一件與自己無涉的事情講得有趣，卻很難以用很簡單的形式自剖。在某種我所想像出來的生命形式上，好像總有大半邊呈現塌陷的狀態，即便我常試著想撐起一點什麼。
註：最近由妻夫木聰與安藤政信主演的《69》在台北電影節上映，但該死的我並沒有買到票。這篇東西算是一點發洩。（另，日文版的小說封面看來很不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