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結構簡單的木造違建，被原屋主長時間自各處拾荒而來的廢木材、垃圾、拾得物層層包裹住。原屋主是老榮民，在領了一筆補助款後，已回大陸定居，留下了這間垃圾屋。2004年，葉偉立、吳語心跟一群朋友，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將這間小木屋如剝大白菜般，層層拆卸掉依附其上的所有垃圾。被清理掉的垃圾有的燒掉，有些被堆到工作室前的廢棄空屋，還有更多的被塞進後方兩個圍牆間的隙縫中。垃圾的聚集、離散或消失，「移動的距離不過這間屋子的兩、三公尺」，吳語心說。（註1）
清理垃圾屋，讓他們發現了許多被原屋主分門別類好的拾得物，最後，他們找到一本軍用日記，裡面記錄了這位老榮民退役之後開始工作的一段生活。葉偉立與吳語心把這本日記視為他們在這間屋子所找到最珍貴的一件東西。
遺物
在比較通俗的版本中，垃圾從來就不擁有其自給自足的獨特性，像是一個等待被刪除的字眼，唯一可被認識的狀態，恐怕僅僅是一個準備好要離我們而去的東西。垃圾作為所有被遺棄者最樸素的名字，以一個準備離去的向度，掩蓋著它神秘的內裡（我能想到最好的例子，是被放入微軟作業系統的資源回收筒中的東西，你無法打開它，至多認識它的原始路徑，告訴你「我是怎麼被遺棄？」）。
葉偉立在寶藏巖的生活，從這些垃圾開始。第一年，因為參與全球藝術行動者參與計畫（GAPP）主辦的社區型藝術家駐村及記錄攝影合作計畫，他和劉和讓兩人來到這裡，以兩週的時間清出了這一間屋子作為「寶藏巖泡茶照相館」（Treasure Hill Tea + Photo, THTP），藝術家希望以泡茶談天作為媒介，吸引社區民眾及外來者前來，免費為來訪者拍照，並以文字記錄下與他們的互動，藉著將一間私人工作室轉為公共空間，實踐與社區民眾的接觸與服務，這個被視為第一階段的「肖像計畫」，期間從2004年2月至4月，為期八週的駐村時間內，他們共拍攝了400幅肖像。第二階段的「寫生計畫」，葉偉立與劉和讓除了持續擴充泡茶照相館的機能，將之重建整理為一個包含泡茶館、肖像攝影棚、攝影資源中心、暗房及葉偉立住屋的場所。同時，他們繼續拍了一系列影像，內容圍繞在這間屋子裡裡外外的空間、被遺棄的垃圾、來訪的人、發生的事。這些影像被製成全開的海報，於「在乎現實嗎？──2004年台北雙年展」中展出。
這次由葉偉立及吳語心合作的第三階段：「垃圾計畫」，從泡茶照相館頂樓的那間垃圾屋、及從垃圾屋出土的拾得物（found objects）展開。在這些影像中，「作為遺物的垃圾」相反地佔據了意義的核心，一如我們用引號謹慎地將它標記。事情被整個扭轉過來，垃圾以它緩慢、凝滯與被動的物質性，及一種被經手過而煥發出的歷史靈光，指陳著它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它們不再準備離去，它們在這裡。
除了美術館展場之外，這個計畫將同時於寶藏巖泡茶照相館展陳。對藝術家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後者，只因這整間屋子才是「真正的作品」，它同時包含了社會實踐與藝術創作二者（註2），而這也是寶藏巖泡茶照相館三階段創作計畫的成立基準點。
索引
吳語心說了一件事引起我的興趣：
……有一次，聽鄰居說那間屋子的人死了。過了好久，我們經過那間屋子，發現陽台上晾著的內褲就一直吊在那兒。
我以為這終究帶不走的──或一丁點也不值得帶走的──這些被棄絕的東西。在葉偉立與吳語心的計畫中，變成了一個藏在核心處的隱喻。被打上引號的「垃圾」，不只是一個被棄絕的無用之物，相反的，它成為一個索引，成為連繫一切的東西，召喚著曾經發生過的事件。在我首次造訪寶藏巖泡茶照相館那天，屋內堆積了成堆的舊衣，其中的一些，被藝術家重新用衣架吊起，懸掛於空間之中，並被拍攝成影像。這樣一個簡單的懸掛，像是一種拔擢的手段，奇異地讓這些身世不明的舊衣，從廢棄物轉為某種索引物。
「時間感對我來說一直是很重要的事。」葉偉立強調。這些影像中的時間感，一方面座落在可見的母題上，如這間廢屋及屋內出土的遺留物，以一種索引的性質，召喚出已逝者的身世；同時，也透過戲劇性場景的安排（即便許多安排是極輕微的）曝露形式操作的痕跡，進而召喚出藝術家的身影。這兩種存在都不是充滿決定性的，而是暗示著特定時間中的遭遇、持有與遺棄，暗示著一種熠熠發光的歷史性。藉著反覆出入這些數量有限的場景及物件，藝術家讓這兩種歷史性的存在（historical being），有機地交織在一起。
葉偉立與吳語心給了我一張他們在2005年的「三個地方」展的海報。正反兩面的影像全是相同的一間房間，一面是未經整理的廢棄模樣（名為《191巷24號》），另一面則是整理過的狀態，一旁書架上擺了法國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的所有著作（她是葉偉立最喜愛的作家）。而這位作家的名字也同時成為作品命題。這兩個互為相關的影像，雖然在技術上終究是凝結在平面上的一個瞬間，卻不是對特定時空的目擊，而無疑是在此特定時空構成的肌理之上，進行新的書寫，從《191巷24號》到《Marguerite Duras》，藝術家並不是僅僅藉著名字的轉換，來操作一種望文生義的想像，相反的，我以為更值得一觀的，在於它暗示出這個名字是如何透過一種獨特的方式被給予，不只是一個特定的作家及一間特定的房間，而是這可見的形式所透露出的，一連串真實遭遇。
夢境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特定經歷的書寫，並沒有讓葉偉立與吳語心的影像更接近於某種紀實影像（雖然以特定場所裡的遺物，一直是這些影像中可見的書寫對像），相反的，由於這些遺物總是顯得身世不明，以致於遺物所召喚出的，終究無法精準，以至於保留了大量的神秘。因為無法將這個缺席者的神秘一語說盡，這些影像因此化為某種夢境似的認識：一堆符號散落在潛意識底層，並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敘事脈絡中被組合起來，而所有繁衍出的敘事都朝向那個無法表明的神秘，緩慢靠近。
這種夢境似的認識被藝術家有意識地放入作品的展示之中。2005年，葉偉立在中央大學藝文中心的展覽「三個地方」，將影像以木架撐起，在展場中排成了迷宮式的空間，由於沒有固定的觀看路徑，包括木柵、楊梅與寶藏巖三個地方（皆為藝術家居住的場所）的影像，將因為觀者的隨機遭遇，構成不同版本的記憶。在這個迷宮中繞得越久，某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將使這「三個地方」交織為一個完整的經歷。「垃圾計畫」延續了這種呈現方式，藝術家重新拍攝先前拍攝過的場景，並將它們錯落地安置於展場中的走道空間，讓觀者在觀看過程中隨機遭遇。像是作夢一般，相同的場景及物件，將以不同的敘事版本暫留於我們的記憶。
「垃圾計畫」在葉偉立與吳語心的想法中，被視為寶藏巖泡茶照相館從2004年至今，一個具有總結意味的集結。但可以預見的是，這個總結將不會只是寶藏巖泡茶照相館兩年多來的一份紀實報告。透過作為遺物的垃圾，及對於這些遺物的夢境式觀看，讓藝術家並不是去再現那些「歷史性的存在」之證據，而將是呈現「捕捉這些歷史性的存在」的種種可能。換言之，重要的不是那堆舊衣服究竟曾被「誰」的身體所撐起？而是藝術家如何在原來的場景中再次撐起這些舊衣，而將這個身世不明的「誰」包裹進一種離去者的神秘之中，讓我們可以反覆捕捉它？
現實
葉偉立表示「寶藏巖泡茶照相館一直在做一種記錄，或一種奇怪的研究。」對我來說，「垃圾計畫」呈現了這個奇怪的研究「如何可行？」的方法學，並重新釐定了「在地創作」與「藝術與社區結合」這些自台灣1990年代以來即被言論所綁架並無限上綱的辭彙其背後的有效性與可能性──即便在某個面向上，這樣的釐定是透過寶藏巖泡茶照相館所遭遇的真實困境來確立的。（註3）
很顯然的，某種不假思索地以鏡頭採擷寶藏巖的邊緣化場景，並迅速將之歸併於現代社會對於波希米亞式生活風格之畸想（fantasy），正是葉偉立所要抗拒的東西。他一方面拒絕去當一位來這邊獵奇的藝術家，卻也不覺得自己是以社區營造為出發──儘管他已在寶藏巖居住、創作了近三年。他試圖將這個工作室作為一個藝術生產端，而不是表演創作行為的櫥窗（如大部份的鐵道藝術村）。葉偉立強調：
我的創作有很大一部份其實是很個人的……我只是對我自己居住的空間有興趣而已。雖然我們做的事情很像是社區工作，但事實上，我們從頭到尾就只研究一棟房子。
「只研究一棟房子」並不意味著較之研究一整個社區說出更少的東西，只因這個「（奇怪的）研究」選擇以藝術家的偏執來進行，而藝術家確實一直在這裡。被離去者幽靈所圍繞的遺物及對此的屢屢捕捉，讓葉偉立與吳語心無疑動用了一種近於詩的技藝，去處理他們與社區聚落的關係。作為特定基地的藝術實踐，「垃圾計畫」將寶藏巖泡茶照相館兩年多的歷史內化為基底，透過鏡頭，藝術家為的不是目擊，而更像是精神分析。其所描繪出的，不僅僅是一棟房子的身世，同時也將是寶藏巖聚落──這個充滿離去者痕跡之地──獨一無二的精神圖像。
～本文是為了2006年由鄭慧華策畫的「疆界」展覽專輯中的《寶藏巖泡茶照相館第三階段：垃圾計畫》而寫。刊載於鄭慧華編，《疆界》，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162-171。
[註釋]
註1：本文中所有藝術家自述，引自於筆者與葉偉立及吳語心的三次訪談記錄，時間分別為2006年3月5日、3月27日與4月6日。
註2：葉偉立對於寶藏巖泡茶照相館的方向，在想法上很明確：一來是一個攝影資源中心，二是以這個資源中心為基礎去做一種長期記錄的創作。「它一方面有功能性的（functional）部份，一方面又有創作的部份。對我來說，在這樣的脈絡上做創作，是藝術與社區結合這件事，唯一可行的方式。」葉偉立強調。
註3：葉偉立並不諱言，這個原本在他的計畫中被視為「一座位於社區裡的攝影資源中心」的寶藏巖泡茶照相館，就目前看來，機能性並沒有真的展現出來，「它變成一個裝置、一個觀念、一個模型，變成是一種停止的狀態。這裡發展到現在的狀況，後來證明是失敗的，不過這個失敗也反映出這裡的現實。」在他的想法中，這個現實包含了兩個誤會：一是把寶藏巖的未來設想成一個「徒有空殼卻無設備資源的藝術村」並認為是可行的。二是設想寶藏巖如傳統聚落的生活外觀「必然存在著互動緊密的居民關係」。對於前者，葉偉立強調：一個沒有任何設備資源的藝術村，將會導致藝術家在這邊因為什麼都做不成，只得裝裝樣子，而短期進駐也根本談不上與社區互動的目標。對於後者，葉偉立反駁：多年來，台北市政府的都市改革計畫對於寶藏巖社區應該拆除或保留的議題一直懸而未決，社區居民也因為這麼長時間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所以人跟人之間反而根本不會想要有互動，交集與互動非常少，尤有甚者，每個人在此握有的正當性、資源與被授權居住的方式都不同，因此更造成相互之間的不信任。
